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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喜歡這樣的改變。同時，由於價格下降，瑞典對人販子的吸引力減弱了。的確，一些人販子認為把女孩賣到瑞典不再有利可圖，應該把女孩送到荷蘭。瑞典認為這個策略大為成功，雖然當初制定法律時備受爭議。一項民調顯示，81％的瑞典人贊同該法。

在荷蘭，賣淫合法化有助於替合法妓院的娼妓進行健康檢查，但是沒有證據顯示性傳染病或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有下降的趨勢。荷蘭的皮條客依然在供應雛妓，販賣人口和強迫賣淫仍繼續存在。至少在剛開始的時候，非法妓女的人數是增加的，這顯然是因為阿姆斯特丹成了性觀光產業的中心。阿姆斯特丹市議會發現，性觀光與犯罪確實令人憂心忡忡，他們在2003年停止實驗，不再讓街頭妓女於“容忍範圍”內拉客，但是依然允許合法妓院繼續存在。所以，重點是什麼？顧客可以輕易地在阿姆斯特丹找到東歐來的雛妓，但是在斯德哥爾摩卻找不到。

其他歐洲國家論定瑞典的實驗較為成功，開始趨向於採用相同模式。我們也希望美國的一些州能夠試著評估這樣的模式在美國是否可行。

然而在發展中國家，這種難以達成共識、造成兩極化分裂的辯論，大多隻是在分散注意力而已。比如在印度，嚴格來說妓院是非法的，但是如同之前所說，它們卻無所不在。柬埔寨也是如此。在貧窮國家，法律通常無關痛癢，首都之外的地方更是如此。因此我們的焦點必須放在改變現實狀況上，而不是改變法律上。

美國國會在2000年往該方向踏出了重要的一步。國會要求國務院釋出年度《人口販賣問題報告》（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根據各國對付人口販賣的表現來排名，名次最低的國家就會受到國際制裁。這就意味著美國駐外大使館必須著手蒐集人口販賣的相關資料，這還是頭一次。駐外大使要與當地外交部的官員展開討論，外交部也因此得把人口販賣列入重大關切事項，與核武器擴散及恐怖主義等量齊觀。這樣一來，各國的外交部就會詢問他們的警政署在打擊人口販賣方面的成果。

光是詢問，就能把問題提上日程。各國開始立法，佈局突擊行動，彙整概要檔案。皮條客發現賄賂警方的費用扶搖直上，利得也大幅降低了。

其實這個方式還可以更進一步。在美國國務院，處理人口販賣問題的辦公室已被邊緣化，甚至被放逐到另一棟辦公樓裡。要是國務卿公開積極地支援該辦公室，比如有相關的出差就帶領辦公室主任一同前往，則能提升人口販賣的曝光率。總統前往印度進行國事訪問時，可以拜訪“世界自救婦女”這樣的收容所。當初歐洲商議是否該讓東歐國家加入歐盟時，應該把人口販賣當成一項議題；對於土耳其而言，這點還來得及補救。7

主張強制取締的“大棒”手法應特別應用在處女販賣方面。尤其在亞洲，這種交易在販賣收益方面所佔的比例極高，也是少女遭到綁架的原因。女孩一旦慘遭強暴，往往會認命地下海賣淫，直到死去。買方通常是富有的亞洲人——把這種人送一些去坐牢，就會形成良性迴圈：處女市場將快速萎縮，人販子集團將轉攻風險較低、利潤較高的營業專案，娼妓的平均年齡會提高，強迫賣淫的數量也會縮減。

我們在柬埔寨西瓦帕克村（Svay　Pak）看到了上述的轉變。該村曾是全球性奴役情況最為嚴重的地方。尼可第一次到那裡時，在該村的妓院看見過七八歲的女孩。尼可假裝成客戶，獲准與一名被賣至妓院的13歲女孩交談，她正恐懼地等待售出初夜。後來美國國務院公佈了《人口販賣問題報告》，嚴厲譴責柬埔寨，媒體曝光了柬埔寨奴役女孩的惡行，而“國際正義使命團”也在該處設立辦公室，西瓦帕克村因此成了性奴役的典型，柬埔寨政府認為妓院老闆送來的紅包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