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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第11集團軍的行政部門移到了齊門費羅普(ziferopol)之後，那是克里米亞境內的一個俄羅斯化大城，我們的戰術指揮所就移駐查拉布斯(zarab) ，那是該城北面的一個相當大的村落。我和參謀長住在一個小農莊中，每人有一間小房。我自己所用的傢俱也是最簡單的，當然我們可以從齊門費羅普找一些用具，不過因為一般的部隊都很苦，所以我們司令部中的人員自認為不應講求任何的舒服享受。

除了中間曾經短期移駐刻赤前線和塞瓦斯托波爾前線上以外，我們幾乎一直都留在這裡，直到1942年8 月間為止。在過慣了遊牧生活以後，這種定居的生活對於我們是完全的改變，但這種生活卻並不一定受歡迎。當一個部隊的司令部靜止不動之後，其必然的結果就是&ldo;紙上的戰爭&rdo;(paper war) 。

在這裡我要提到一個問題，這是我常常感到非常關心的。一個指揮一個集團軍的人，同時也是它的最高裁判者，所以最困難的一個任務就是要他批准一個死刑的宣判。一方面維持紀律本是他的職責，而為了部隊本身的利益，對於違法犯紀的人員也有嚴刑峻罰的必要。可是另一方面，在大筆一揮之下，即斷送一條生命，這的確是一件很難過的事情。當然，在戰爭中每天都可以使一萬人喪失生命，每個軍人都應該準備戰死沙場。可是在戰場上光榮地殉國與被自己的長官執行槍決，其間卻是大有區別。

當然，當一個軍人作了某種卑劣的行為，使整個陸軍的榮譽都為之蒙羞，或是使其同胞因而喪失生命，這時他罪有應得，難逃一死。但是也有許多其他的情形，並非完全由於本性的不良，而是因為某種人性過失所造成的，那卻是未免情有可源。儘管如此，軍法審判還是必須依照法律宣判其死刑。

每逢要批准死刑判決書時，我總要親自把所有的檔案都仔細研究一番，然後再作決定。當開戰之日，我的那一軍中有兩個士兵曾經姦殺了一個老婦，被判處死刑，這當然是罪無可赦的。可是下述的情況卻完全不同。有一個曾經在波蘭戰役中獲得過鐵十字勳章的人，在負傷出院之後，就被分發到一個陌生的單位中去服務。當他到達的第一天，他的機槍班中的全體同僚都戰死了，他神經錯亂於是開始逃走。依照法律他是應該判處死刑的，但是情節卻不無可原諒之處。因為我也並不能立即取消軍法審判的判決，所以我在這種情形中所採取的辦法，就是與這個人的團長磋商，徵得他的同意後，把死刑延緩4 個星期再加以執行。假使這個人在4 個星期之內，能夠將功折罪，我就取消這個宣判。假使4 個星期過去了，那就還是要照樣執行。在所有那些獲得緩刑的人員當中，只有一個曾經逃亡到敵方去了，所有其他的人員不是立戰功贖罪，就是克盡軍人本職，光榮地戰死在沙場上。

對塞瓦斯托波爾的第一次突擊

現在第11集團軍的任務就是攻克克里米亞最後據點，塞瓦斯托波爾。這個任務愈能提早完成，則敵人用來組織其防禦的時間也愈少，而成功的機會也就愈大。而且也更能減少敵人從海上增援的機會。依照我們的計算，必要的部隊運動和彈藥的儲積到11月27日或28日即可全部完成，所以我們也就定這一天為攻勢發動的最後期限。可是到了這時，俄國的冬天卻趕上了我們。因為它採取了兩種不同的形式，所以其影響也就更為強烈。在克里米亞境內，雨季來臨了，不久便使一切沒有鋪設路面的道路都無法使用。另一方面，在北面的大陸上早已為嚴冬所苦，在第聶伯河以南一共只有5 個可用的火車頭，卻已經弄壞了4 個。結果第11集團軍每天所能獲得的補給減到了只有一兩列車。第聶伯河雖已凍冰，但卻仍不能通車，而又無不受冰凍影響的橋樑之存在。

所以對於攻擊的準備一再拖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