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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玩“打擊侵略者”，沒注意。但我知道父親有件不痛快的事，就是廠子裡有人告他是假黨員。父親是1948年在淮海戰役中入的黨，二十多年了，審查黨員時，他找不到當初的介紹人。他是個懶惰的酒鬼，一年也寫不了兩封信，因為文化低，在部隊裡上不去，早早轉了業，跟老戰友聯絡甚少。他這時當一個車間主任，不巴結領導，卻經常跟落後工人喝酒。特別是他在廠子裡動不動就擺老資格，說老子是抗日戰爭參加革命的，把廠子裡的領導都罵遍了。這回好了，人家抓住他的把柄，狠狠給他穿了一回小鞋。不過我覺得，一個人天天說自己是老革命，把黨的領導都罵盡，可是一審查他的黨員資歷時，他卻連自己的入黨介紹人都說不清楚，那麼這個人是應該收拾收拾，起碼應該幫助他找到自己的介紹人。不然，黨在群眾中還有什麼威信？我父親仗著自己的老資格和做人正直，罵了領導一輩子，領導也經常給他穿小鞋。但是說到“迫害”，那是沒有的，畢竟是工人階級的領導。他們廠歷任大小領導，全都來我家拜訪過，被我父親強迫喝上一口糠麩酒，嚥下一口什錦菜，然後臉紅而去。在那時看來，這就算“腐敗”了。 父親因為資格“老”，在“文革”初期就被揪鬥過。說是“蹶了一宿”，就是被強迫彎腰接受批鬥一晚上的意思。不過到黨的“九大”以後，人們的心理上普遍認為“文革”已經過去了。大人們經常說“文化大革命那時候”如何如何，我父親就操著一口魯南話，經常罵“文化大革命那時候”，主要是罵“打砸搶”和不孝敬父母、不尊敬老師。我們直到宣佈“文革”正式結束，才知道：哦，剛才還是“文化大革命”哪。到1970年前後，我個人感覺是物質精神生活都很正常，包括父母經常參加什麼學習，我認為，誰學習都是應當的，不學習，還是個人嗎？ 可是這天父母的神情彷彿有點怪。他們告訴我，父親明天要去參加一個學習班，要住在那裡。我聽了就有點羨慕，我一輩子喜歡吃別人家飯、住別人家床、聽別人家話、給別人家幹活——天生的無產階級的命。所以次日早上父親出門時，我要跟他去。父親在樓門口抱了我一會兒，放下走了，我又追上去，父親又抱起我。我從小性格與父母不合，父母經常打我，特別是四五歲後，抱我很少。所以這個場面我記得非常清楚，連同那高遠晴朗的天空和樓裡各家炒菜的香味。我長大後經常想到他們對我溫情的一面，也就原諒了他們對我的無理毆打。這時母親喚我回去，父親卻說就讓這王八蛋跟我去吧。於是我就這樣跟父親來到了“學習班”。 那時的“學習班”就是各單位專門成立的對有錯誤、有問題的人員進行強制性思想學習和思想改造的內部清理機構。一般不許回家和自由出入，不許隨便對外聯絡。至於時期長短、具體規則，那是百花齊放。據說有的學習班如同拘留所，學員如同犯人，挨打受罵。而有的學習班則如同養老院，美食終日，讀讀報紙，大概跟美國拳王泰森蹲的監獄差不多。泰森如果描寫美國監獄，肯定跟非法移民入獄者大不相同。 我父親去的這個學習班是哈爾濱市商業局系統的一個大班，學員有好幾百。學習地點是在一個大學，好像是哈爾濱師範學院（今師範大學）。報到時要交幾塊錢伙食費和幾斤糧票，這有點象徵性，實際吃的東西價值遠遠超過這些。報到後發現許多叔叔阿姨我都認識，包括父親廠子的一些黨員幹部。他們看我來了都很高興，因為他們都知道我“有兩下子”。其他單位也有帶小孩來的，但都沒精打采的，可能不是自願來的。然後是分配房間，8人一屋，很大，有20平米。小孩跟大人一張床。房間非常乾淨，我覺得像旅店，現在想想，那是學生宿舍。&nbsp&nbsp&nbsp&nbsp

跟父親蹲牛棚（2）

以後我就過了一段十分愉快的日子。每天三餐的伙食非常好，天天有肉有細糧，而且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