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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會感激他們給我們隨手丟來的微薄施捨。

簡而言之，我今後也不過就是個女流之輩，還要特別提防男人跟女人說話時臉上那種特別的譏笑和嘲諷，還有他們誇張的優雅與禮貌。今天，爸爸讓我覺得自己就是個微不足道的女人，他說：“你們這些丫頭怎麼能和男孩子比？他們都很了不起，你們只是丫頭片子。”我站在那裡，輕輕笑了一下，倒沒覺得生氣——他自然是對的：我們怎麼能和男孩子比？我想起了自己曾經的夢想與抱負，它們以後註定要流離失所。

1934年1月7日

一個人在家真是開心極了。我告訴自己：“只有兩個解決方案：一種是想辦法改變自己的生活，這不可能；另一種就是結束自己的生命，這也不可能。那就只剩一件事可做了。”我嘲笑自己毫無邏輯的結論：只能什麼也不改變，繼續生活下去，但那也不可能，不是嗎？有三個不可能，第三種最不可能。痛苦地發現自己竟然這麼無能。“我可以毒死自己，”我想，但不用以前想的方法，不再偷偷摸摸地，而是用完全合法的辦法。如果有人想開玩笑送我一瓶鴉片，我才不會拒絕呢，會很開心地喝掉。但……沒法做到不讓別人知道。這感覺怪怪的，讓我很害怕。媽媽知道會怎麼想呢？這會對其他人——特別是媽媽有什麼影響呢？

我越來越為自己的長相與性別痛苦不堪。我是個女的！還有比這更丟臉的事嗎？我是個賤人！但終究還是個人。吃晚飯時還要伺候爸爸和尼古拉，真是件痛苦和丟人的事。他們憑什麼坐在那裡談笑風生，讓我不能好好吃飯，還要給他們遞勺送盤？就算我沒他們好，比他們低一等，那又怎麼樣？我還是個人，一個自由的人。我想要自由！

但是不，他們會阻止我，他們總會得逞；就算是現在，爸爸還在固執地把我變成那種卑微的奴隸。他很可能不願意讓我自問他親自教我的那個問題：“他們憑什麼這樣做？”我不會放棄的，是嗎？不，永遠不會。

1934年1月11日

剛才一直坐在廚房裡畫畫。房間裡除了我和小狗彼得卡就沒別人了。突然，有人敲門，不是我熟悉的敲門聲，而是非常堅定的那種。早已對敲門聲習以為常，我繼續畫畫沒去在意它，也不想開門。我知道一定是陌生人。要不是因為爸爸的尷尬處境，本來沒什麼好怕的。但現在他和我們住在一起，卻沒有通行證，就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門外很可能就是民兵部隊的人。十七屆黨代會召開之前，他們在到處搜查沒有通行證的人。他們有什麼可擔心的呢？沒有人知道……

門口的人又是按門鈴又是敲門折騰了好長時間。我把鉛筆和紙放到一邊，脫下鞋子，悄悄走到門廊那裡。就在這時，一個女人從隔壁公寓走出來，大聲說：“他們可能不在家。”

“那這隻狗在這裡幹嗎？”有個男的回答。他又敲了一會兒門。彼得卡爬到了大衣箱上，叫得很大聲，我就站在一旁，心跳得厲害。

彼得卡終於不叫了，我以為那個男的一定走遠了。但是25分鐘後，傳來一陣更急促的敲門聲。好像聽到有人敲了三下，但我不確定。狗又開始叫喚了，我站在那裡，一動不敢動，心裡想：“我得儘快離開這裡。但又不能逃走：爸爸隨時可能回來，我得幫他開門。但是，無論如何，只要等到4點鐘就行。4點以後我就帶著彼得卡溜去奶奶家。不知道這個男的還會不會再回來？”離4點還有半小時。真不知道怎麼打發時間。我害怕極了，沒辦法集中精力，什麼事都幹不了。我真恨他們！

從1933年的夏天開始，尼娜家就決定讓父親用一種特別的方式敲門，以便讓全家知道他來莫斯科非法探親了。

1934年1月17日

晚上10點到12點之間，我們正在喝茶的時候，尼古拉來了，告訴我們房管委員會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