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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槍一事也終於水落石出了，當然那個所謂的恐怖襲擊事件也就不攻自破了。

整個故事看起來是如此的荒謬，其內在的聯絡也並不是那麼地緊密，無論是保姆問題還是送槍之舉都並沒有將這三地發生的事件結構故事之中去，那麼，我們看到的可以說是三個獨立的故事，發生地分別為美國邊境，摩洛哥與日本。

保姆由於帶著僱主家的孩子回墨西哥返回之時由於誤會而造成了嚴重的後果，雖然兩個小孩平安無事，但對於這個在美國生活了16年的女人來說，這卻是一場真正的災難，她不得不被驅逐。美國的移民政策對於這種外來人是極度脆弱的，而那誤會的產生也是由於一種美國人對墨西哥人的敵意，誤以為是某某嫌犯。一個墨西哥人想真正地融入進美國社會幾乎是不可能的，生活16年竟然連做工的資格都沒有，這是一個巨大的反諷。

東京的故事發生在一個聾啞女孩的身上，首先這種殘疾身份的確立已經表明了女孩對外界社會的渴望，但事實上，她根本達不到自己的心願，於是，她將性的出讓當作自己融入社會的一個方法，暴露，吃搖頭丸，泡迪廳，這一切都是她極力想融進社會，成為社會一分子的手段，但事實上，她並沒有成功。於是，她陷入了一種絕望之中，對警察講述自己母親跳樓一節實際上是她對生命渺茫的一種表現，她逃離社會的一種極端可能性。在她的幻想中，母親跳樓的瞬間，父親是處於睡眠狀態，這實際上也表明了她在家中得不到父親關愛的現狀。於是，我們看出這種青春期的少女最渴望的就是來自於父親的關懷。當女孩*了衣服站在警察面前的那一刻，她試圖尋找一種類似於父親的關愛。

影片的重頭戲發生在摩洛哥，兩名少年由於遊戲而槍擊了美國遊客，於是這件事立即被敏感的定義為恐怖襲擊事件。於是，所有人都緊張了起來，摩洛哥警方忙著破案，遊客忙著自救，而闖禍的少年則忙著逃避。彼特所扮演的遊客處於一種孤立無援的狀態下，言語不通，交通不便，通訊障礙，這一切都是他必須要面對的，必須忍耐的，但妻子卻身處生死關頭。不過，作為這對有著問題的夫婦來說，這次關乎生死的考驗卻將他們的隔閡消除了，也許只有在生與死之間的時候，人們才能夠真正地坐下來勾通一下，即便是夫婦。而兩名少年卻陷入一種可怕的狀態，從影片的鋪陳來說，兩個少年生活在山裡，是閉塞無助的，開槍實際上是他們走出去的方法之一，是他們能力的一種體顯。但可惜的是，他們這槍打錯了地方，無聊的閉塞的生活害了他們，在關乎國際恐怖問題的時候，他們只能選擇逃跑，哥哥也終於被打死了，兩個孩子成為悲劇者。最大的反諷莫過於美國政府的發言，當事實擺在觀眾面前的時候，我們看到了美國政府一意孤行的那種認定，恐怖襲擊，這種定性是美國人天生的一種思維，尤其是在阿伯拉國家遇到了這種事情，這一方面表現了美國人無聊的政治手段，而另一方面也體顯出美國人強烈的危機感，似乎認為自己是全球同愾的物件。

三個地方講述了三個故事，其實最小的故事那日本的聾啞女孩，它表現出人與人之間溝通的一種困難，不僅僅是和外界的接觸，即便在家庭中，女孩與父親之間也是無話可說的。雖然影片結尾女孩赤身被父親懷抱著，但這真能意味著那種心與心的交流嗎？導演的用意是好的，但東京的燈光高樓則將這種用意無情的迷失了。同樣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那對美國乘客必須透過生與死的考驗才能將他們的愛情繼續下去，這豈不是一個悲劇嗎？

如果說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存在著一種悲哀的話，那麼國與國之間的溝通便是一種可怕的敵意了。美國與墨西哥間雖然接壤，但所有政策中的名不副實，所有觀念上的疑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