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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風雲變幻，地上人事也變幻莫測。當周佛海從中共黨員成為中共叛逆，以致成了汪精衛的漢奸同黨，由紅變黑，他的兒子卻走上革命之路，於一九四六年經田雲橋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周幼海改名周之友，悄然從事地下工作，成為揚帆麾下的一員戰將。解放後，揚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周之友成為他手下一名副科長。當陳老總提出要在上海尋找中共&ldo;一大&rdo;會址，揚帆不愧為紅色的&ldo;福爾摩斯&rdo;，馬上想及周之友之母、周佛海之妻楊淑慧‐‐她是一把&ldo;鑰匙&rdo;!周之友還向揚帆提供了一個重要線索：&ldo;父親周佛海寫過《往矣集》一書，內中提及他出席中共&l;一大&r;時的情形!&rdo;只是此&ldo;案&rdo;不屬上海市公安局的工作範疇，揚帆便把&ldo;鑰匙&rdo;以及線索都交給了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姚溱。聽姚溱如此這般一說，沈之瑜和楊重光心中有了底……

第一部分：小引追尋《往矣集》記述瞭如煙往事

從建設大樓裡出來，沈之瑜心急如焚，直奔圖書館。

隨著周佛海身敗名裂，他的著作也被查禁。沈之瑜出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的介紹信，這才在一堆封存的書中找到那本《往矣集》。

真是&ldo;俱往矣&rdo;，這本一九四二年一月由上海平報社出版的《往矣集》（《往矣集》還曾由另幾家出版社印過不同版本），記述著周佛海的如煙往事。此人擅長文筆，曾不斷把往事凝固在鉛字之中，在《往矣集》中留下他人生旅程中的腳印。

沈之瑜迅速翻過周佛海那篇記述童年的《苦學記》，目光滯留在他回憶加入中共經過的《扶桑笈影溯當年》一文。文中，有這麼一段，詳細寫及他一九二一年七月從日本來滬參加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經過，並提及了開會的地點：

&ldo;接著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間要開代表大會了。湊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黨務發展得真快，不單是我們去年計劃的上海、漢口、長沙、北京、廣州，都成立了組織，就是濟南也有了支部。當時陳炯明在粵主政，還沒有叛變，約仲甫（即陳獨秀）去粵，擔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所以代表大會，他不能親來主持。廣東代表是公博（即陳公博），北京是張國燾、劉仁靜，長沙是毛澤東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即何叔衡），漢口是陳潭秋、包惠僧（包惠僧是否作為湖北代表出席會議，說法不一），上海是李達、李漢俊，濟南是誰記不清了（即王盡美和鄧恩銘）。丁默村雖然不是代表，卻是cy(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活動分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學生的代表。其實鹿兒島方面，沒有一個人參加，東京只有一個施存統。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兩人。第三國際，加派了馬令（現通譯為馬林）來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澤東等三四人，住在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樓上。當時學生放了暑假，所以我們租住。沒有床。我們都在樓板上打地鋪。伙食，當然是吃包飯。在貝勒路李漢俊家，每晚開會。馬令和吳庭斯基（應為尼柯爾斯基）也出席。……&rdo;

在周佛海的這一段記述中，提出兩個地點：

代表的住宿地是&ldo;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rdo;；

開會的所在是&ldo;貝勒路李漢俊家&rdo;。

這麼一來，尋覓的範圍一下子從偌大的法租界，縮小到貝勒路及其附近。

不過，這縮小了的範圍仍不小。貝勒路北起延安東路，南至徐家匯路，馬路兩側有兩千多座房子，何況李漢俊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在漢口遇害，原屋早已易主。

貝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