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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季的中國城市裡招搖過市的外國遊客，一，他們可能是“精神病患者”，二，們可能在某種意義上傷害了我們的感情；三，他們可能在室外氣溫的判斷上誤導了本地居民。

雖然我無法充份證明“方完全始終露出嘴臉有助於人際關係的和諧”，不過口罩確實無情地遮蔽了人的笑容（同時也掩蓋了其餘有助或有損於人際關係的表情），奇怪的是，口罩在社會學、倫理學以及心理學之外為人帶來的最直接最形而下的生理困擾，即不舒服，捂得慌，不爽，卻一直是被討論的最少、甚至被忽略的部份。即使偶有人提到“自由的呼吸”，也多是用於哲學上的思辯。也許這也是不證自明的，因為飽受“戴還是不戴”之困擾的絕不限於嘴臉，一部份男性不愛使用安全套的理由與此相當接近：戴上，不爽；不戴，分分鐘搞出人命。

臉面上的層層把關難敵思想上的重重困擾，在金鐘罩鐵布衫尚未練成之前，我的解決方案是變“戴口罩”為“帶口罩”：隨身攜帶，戴不戴視情況而定，這種情況其實與病菌無關，主要指他人的態度和取向。他人就是地獄，他人也是天堂——這一點基本取決於他人的戴不戴口罩。耍猴。也就是說，人戴，我也戴；人不戴，我就不戴，除非有人肯像座山雕勸楊子榮那樣腆著笑臉勸我：“老九，來來來，戴上戴上，耍什么小孩子脾氣！”

吐一口義痰

明李贄《雜說》雲：“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此其初皆非有意於為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嘆，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於千載。既已噴玉唾珠，昭回雲漢，為章於天矣。”

文學創作的發生過程，原來與吐痰類似。當然“為文”者乃知識份子的吐痰（以此類推，偏愛在公眾場合隨地吐痰的，應屬於當前最搶手的“公共知識份子”），在一般情形下，吐痰是一種公開發表的“痰話”——多數是些髒話。早就有“唾罵”一詞擺在前頭。“唾”者，口水也，口水是疑似的痰，是未經醞釀的痰，痰是深思熟慮的口水，是口水的Hardcore形態。出口傷人，罵人是攻擊性的“話學武器”，善用者如《三國演義》裡的諸葛亮，只“皓首匹夫！蒼髯老賊！”，便把王朗生生罵死；相比之下，唾罵堪稱更下流、更超限戰的“化學武器”，跟韋小寶慣用的捏陰囊、鑽褲襠、拉辮子等伎倆一樣的下三濫。

另一方面，吐痰比罵人的更危險之處，在於它往往能繞過語言在意義上的分泌而直接傷人肉體。我注意到，雖然武俠小說以寫打架為已任，但是金庸比古龍更愛寫痰。做為一門暗器，老少皆宜。老的，有“倚天”裡的華山長老高老者，小的，有被陳友諒誇張為“魔教中一流高手”的韓林兒。至於歐陽鋒，更是“將痰涎唾沫也當作了攻敵利器，夾在拳招之中使用，令人眼花繚亂，心意煩躁。”還有《天龍八部》裡練就了五斗米神功“歸去來兮”的五指山赤焰洞端木洞主，一口濃痰射出後竟然會像聰明炸彈那樣在半空中拐彎，“託的一聲”，把個包不同打得“一陣頭暈，身子晃了幾晃。”

專家稱，日本國之所以能在亞洲的SARS疫情中獨善其身，與國民的愛乾淨，尤其是不隨地吐痰有關。其實，我懷疑日本人不愛隨地吐痰有可能與其不善罵人有關。與其說不善罵人，不如說缺乏罵人的語彙，除“八個雅鹿”外，日語中找不到更多罵人的狠詞髒字——當然，此事也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國民性格的壓抑以及排解壓力的一些特殊方式。

在我國，口腔活動一向都不比精神活動來得簡單。去年年底，我在千龍新聞網讀到一組報導，說申奧成功，北京市加大了整治不文明現象的力度，在政府的引導下，北京市民熱情高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