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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凱末爾政府平息庫德人叛亂以後，蘇非教團遭到取締，蘇非教團的宗教活動被迫轉入地下。1950‐1960年民主黨執政期間，蘇非教團的政治影響逐漸擴大。民主黨為爭取宗教勢力的支援，承認宗教信仰與社會發展的非矛盾性，允許宗教組織的合法存在。1946‐1950年，民間組織數量從814個增至2 023個，其中宗教色彩的民間組織從11個增至154個，在全部民間組織中所佔的比例從13上升為71。1955年，民間組織達到5 799個，其中宗教色彩的民間組織為1 088個，佔全部民間組織比例的158。1960年，民間組織達到12 034個，其中宗教色彩的民間組織5 104個，佔全部民間組織比例的297。諸多宗教組織普遍具有民間性、自治性、參與性和民眾動員性的濃厚色彩，宗教組織的不斷增多無疑推動了土耳其公民社會的成長。相對寬容的宗教政策，成為民主黨爭取民眾支援和競選議會席位的有力工具。在1954年和1957年兩次大選中，蘇非教團的信眾大都表現為支援民主黨的政治立場，民主黨政府的內閣總理阿德南&iddot;門德列斯則被蘇非教團的舍赫賽義德&iddot;努爾西譽為&ldo;伊斯蘭教的倡導者&rdo;。由此可見，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政治環境的寬鬆與伊斯蘭主義的興起呈現為同步的趨勢，三者之間具有明顯的內在邏輯聯絡。

1961年憲法沿襲1924年憲法的世俗主義政治原則，明確限制宗教活動。然而，進入20世紀60年代，多黨政治日趨完善，多黨聯合政府成為土耳其政治生活的突出現象，政治環境進一步寬鬆，伊斯蘭主義的復興遂由文化領域逐漸延伸至政治領域，蘇非教團恢復合法地位，諸多具有伊斯蘭教色彩的政黨相繼建立。

20世紀70年代，正義黨政府和共和人民黨政府均對伊斯蘭主義持溫和的態度。1970年建立的民間組織&ldo;啟蒙的熔爐&rdo;，成員來自商界、教育界和政界，致力於打破左翼世俗知識分子在政治、社會和文化領域的壟斷地位，主張依據伊斯蘭教的原則改造土耳其社會，強調土耳其文化的源泉在於具有2 500年歷史的突厥傳統和具有1 300年歷史的伊斯蘭教傳統。清真寺數量在20世紀80年代明顯增加，至1990年達到75萬處，僅伊斯坦堡便有清真寺近1 800處，教職人員由1979年的約5萬人增至1989年的超過8萬人。1979年，土耳其約有200個宗教基金會；1987年，宗教基金會增至1 258個。與此同時，教科書以及廣播電視中的宗教內容日益豐富，伊斯蘭出版物發行量擴大，多處蘇非派聖地重新開放，宗教服飾隨處可見，甚至內閣成員也頻繁參加宗教活動。

多黨制時代土耳其伊斯蘭主義的政治組織，大體包括三種型別：長期遊離於政治舞臺邊緣和具有暴力色彩的非法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處於半合法狀態而在土耳其政治舞臺扮演重要角色的蘇非派教團和具有合法地位而致力於議會選舉的伊斯蘭政黨。

20世紀20‐30年代，土耳其國內的反政府暴力活動主要來自非法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進入20世紀40年代，在來自威權政府的高壓環境下，非法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的反政府暴力活動逐漸銷聲匿跡。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非法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的暴力活動死灰復燃。相比於土耳其共和國早期的非法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與蘇非教團之間的密切聯絡，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浮出水面的非法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大都活動於蘇非教團的框架之外，甚至將蘇非教團視作攻擊的目標。

20世紀70年代後期，土耳其國內經濟形勢的惡化，導致社會局勢劇烈動盪，校園政治和街頭政治泛濫，政治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