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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要求&ldo;修約&rdo;談判之時，清政府鑑於太平軍直接威脅其統治的現實，儘管懷疑英法包藏有&ldo;助逆犯順&rdo;的&ldo;禍心&rdo;；對於美國的&ldo;剿辦逆匪開通長江&rdo;恭順之請，則有&ldo;居心亦不可測&rdo;的疑慮，但總的傾向是如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所說：&ldo;略為變通，以副其望&rdo;，這既可以使海關稅收不受影響，&ldo;且可杜其助逆犯順之心&rdo;。也就是說，適當滿足侵略者的慾望，以便至少可以做到洋人不被太平天國所用。第二次鴉片戰爭開始之後，清統治集團內部則有著很多不同的意見。在戰爭開頭的兩年間，清最高統治者，基本採取兩個拳頭同時打向內外兩大敵人的方針。實踐證明此路不通。於是在1858年以後的兩年間，清朝統治者總的傾向起了變化，即採取對外國侵略者妥協以便集中力量鎮壓人民革命的政策。但各地方督撫仍有著不同的意見。

一般他說，處在英法聯軍嚴重壓力下的官僚們，&ldo;御夷&rdo;重於安內。例如，當英軍強行侵入廣州城時，1858年1月江南御史何璟就提出下述主張說：&ldo;此時著不臨以兵威，而仍藉口懷柔，曲加姑息&rdo;，不僅美、法效尤，且恐&ldo;遷延日久，土匪聞風四起，嘯聚鴟張&rdo;。這是隻有&ldo;剿夷&rdo;才能止內亂的思想。但這種主張沒有被清廷所接受，下諭說，應&ldo;熟商安內攘外之方，勿生他變。&rdo;還是將&ldo;安內&rdo;放在第一位。又如，當英法聯軍陳兵天津，僧格林沁正與其交戰之際，有人提議派僧格林沁&ldo;移師南下&rdo;皖、豫&ldo;剿辦&rdo;，&ldo;以期一鼓蕩平&rdo;發捻時，直隸總督恆福堅決反對，說皖、豫剿捻可以另選大員，津沽&ldo;御夷則非僧格林沁不辦，斷難另易他人，致令全域性有礙&rdo;。恆福懇請皇恩&ldo;俯念奴才為全域性起見，無令重臣輕出而遠離。此不特海防之幸，實天下之幸也。&rdo;這種在特定條件下重&ldo;御夷&rdo;的觀點，山東道御史林壽圖說得更為明確，他說：&ldo;腹心大患，賊甚於夷；而咽喉急症，夷重於賊。&rdo;這裡雖把人民起義看作&ldo;腹心大患&rdo;，但&ldo;咽喉急症&rdo;在一定時間裡，比之&ldo;腹心大患&rdo;更加迫切地需要治療。因此，林壽圖不僅認為僧格林沁不能調離津沽前線，而且主張把&ldo;剿捻&rdo;戰場上的勁旅調來津沽歸僧格林沁指揮，以加速取得抗戰的勝利，而後集中力量鎮壓人民的起義。這是明顯的&ldo;攘外&rdo;優先於&ldo;安內&rdo;的思想。由於此時救治&ldo;咽喉急症&rdo;的需要，清廷當然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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