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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週刊》：你說木心是實踐了尼采那句「在自己的身上克服這個時代」？

陳丹青：多少英雄好漢、飽學之士，拼命靠攏時代，生怕給時代甩了。你竟敢不理會時代？！你找死啊！

木心和尼采這句話的關係，大可談論。《文學回憶錄》不斷談到這個話題：藝術家要不要介入他的時代？他的回答很簡單：介入，不介入，你得拿出藝術，藝術不好，介入不介入，都沒用，都虛空。

《新週刊》：讓我特別激動的是木心批判時代的那些說法。

陳丹青：對木心的誤解和反感，焦點就是他跟時代的關係。大家心理上會被他冒犯，因為誰都在和時代混。木心從來清楚這是怎樣一個時代。他前半生做的事，就是不給時代吞沒。

要讀歷史。讀近代史。明面上，左翼給當時的訊息不全是政治，而是道德。人可以拒絕政治概念，但道德攻勢一來，扛不住了。多少大知識分子，有產有業的家族，都聲援左翼。他們反感當時的國民黨，巴望改變。

當時剛從法國回來的一位姓華的建築師，曾經擔任新北京城市規劃的技術首腦——當然，後來也成了「右派」——住在上海，開門一看滿地坐著兵，立即上樓燒了大鍋牛肉湯給馬路上的解放軍吃。

世界範圍都是這樣。二戰前後多少有頭有腦的大人物都是左翼。藝術家更不必說，什麼阿拉貢之類，振振有詞，一天到晚開會講演撒傳單。現在美國左翼勢力還很大，住在上好的公寓裡，喝著紅酒，拿著高薪，一輩子痛罵國家。

木心很誠懇地對我說，那個年代不嚮往革命的人，是有問題的，他也鬧過學生運動，參過軍，反感國民黨，說民國許多事一塌糊塗。

這問題不該安到木心頭上，說：好厲害！他怎麼看出來？真命題是：我們這麼晚才看出來啊。

對木心來說，事情很具體：怎麼保全自己。太多人像狗一樣死掉了。有尊嚴的死，是自己動手。

《新週刊》：就像安·蘭德說的——你不能把這個世界，讓給你所鄙視的人。

陳丹青：不。不要以為木心孤高隔世。他從不假定他的讀者是一小撮高雅的人。他晚年有段筆記排列了他誠心誠意想像的讀者，包括販夫走卒，各色人等。

我有興趣的是：為什麼木心的絕大多數讀者是七〇後八〇後？現在包括九〇後。

《新週刊》：跟你有關係麼？很多年輕人是你的讀者。

陳丹青：傳播效果上，跟我有小部分關係。我這些年幫年輕人說話，他們願意走來聽聽。問題是，如果我推介的不是木心，年輕人也起鬨嗎？不會的。有靈性的年輕人有直覺，會辨別。

不要誇張我的作用。據我所知，反倒因為我的推介，牽累了木心，原因你應該知道吧，說是作秀，捧，託兒，等等，對我的側目反感，遷移到老先生那邊去了。但我沒辦法，我得出面，不然他出來太難。

還有，如今年輕人讀些什麼？我介紹木心時說，不是你閱讀他，是他閱讀我們。好幾位青年起初不解，現在對我說，明白了。你想想，每天開啟報紙，大家書架上的書，網上的一切：我們在讀什麼？

《新週刊》：什麼時候發現中國臺灣也是在誤讀木心的？

陳丹青：一九八三年木心在紐約的港臺報紙發表文章，一發表，讀者叫起來，包括高中生。馬上有人說，像梁實秋，像七等生（當時中國臺灣走紅的一位作家），等等，習慣性比附。木心知道了，當然很彆扭。

《新週刊》：他在西方也是，他沒有歸屬於某一個語境。所以人們很難對他作出評價。

陳丹青：會有很簡單的結論——其實這結論也很粗糙——就是，他的漢語很美。看起來這是很雅的評價，其實不對。什麼叫漢語很美？他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