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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老還說，1980年北京站那起爆炸案就是如此，9人死亡，80人受傷，不過是為了一個知青的訣別。這個知情初中畢業後從北京去山西萬榮縣插隊，插秧割谷，手漸漸糙了，不像城裡人了，便苦心費力、忍辱負重去爭當兵指標。當上兵後，站崗放哨，積極表現，想從軍營榮歸北京城。叵耐復員之時，組織經研究，又把他分到山西運城縣拖拉機廠。在地圖坐標上看，萬榮和運城距北京的路程一樣遠，努力來努力去，一公里的便宜也沒佔到，這知青便埋下大委屈。後來事物發展的邏輯鏈則讓委屈升級為憤怒了。這知青的回京報告一次次上交，又一次次被打回，而本來說好的女友也終是嫁作他人婦，所謂北京，此生便只是他鄉了。他鄉的糖葫蘆，他鄉的風箏，他鄉的明城牆，他鄉的天安門。這知青一定在悲哀的探親路上，看到了北京站彌勒佛式的身軀，想到了其大肚能容天下不能容之胸懷，想到了其永遠樂呵呵的笑容，想到了嘲諷，也一定聽到了角樓兩端的鐘聲，鐘聲一聲聲響過，傳出廣播裡催促乘客上車的女子聲音，那聲音端莊而不容置疑，他被無形的東西驅趕著往檢票口走，這樣走了十來步，他越來越覺得北京站正廳長得像一個字，他說：這不是&ldo;門&rdo;嗎?前天我從這個門出來，昨天我從這個門回來，今天又被趕出這個門了。他想不開，就點著早已備好的炸藥。後來，大家發現他留了遺書，遺書說：我去的地方雖不理想，但終究是個歸宿。

張老說：其實他在爆炸的那一瞬，可能覺得沒有比這更理想的。周力苟他們也一樣，可能計劃在橋中間炸，或者過了橋再炸，但他們在上坡時猛然看到天堂，便下手了。毛主席不是寫過這偉大的橋樑嗎，所謂&ldo;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rdo;啊。

10

幸福彼岸旅社就如一針雞血，打在我們死去的肉軀裡。在我們開往鄰省文寧縣時，還在談論它的神奇。比如它的打掃其實很不細心，以至於三個月後我們還能在床墊夾層找到48厘米長的導火索;比如旅社本是人來人往，專為忘記而生，那裡的老闆卻偏偏記得周力苟，還說他的臉就是畫像上那樣的;比如登記入住時，只填一人的身份證號便可，服務員卻在周力苟填完後，還看了眼他同夥的身份證，把名字也記上去了‐‐周的同夥原來叫汪慶紅。

幸福彼岸旅社老闆之所以對2月14日凌晨保留記憶，也是因為走腎。平日他走腎，來去鰥寡孤獨，那日卻猛然見著一男子伏牆嗷嗷地哭，好似還不單是嘴巴在哭，胸腔、大腿也在哭，身軀抖得怕人。老闆等他哭盡興了，才問，怎麼啦，那人便轉過涕淚四溢的臉來，老闆看清楚了，闊闊的，眉眼大，痘痕多，本是個彪悍的種。那人就是周力苟，周力苟麻木地看了眼旅社老闆，失望地走回305房間。老闆抖完尿回走，又恰好聽到屋內傳來不可遏制的聲音：別哭啦!哭什麼哭!老闆說，那聲音穿牆過壁，高尖入耳。這是老闆對汪慶紅唯一的印象。

我們的車現在只需往文寧縣吉祥鄉周家鋪村六組開就可以了，享年28歲的周力苟生前就住在那裡呢。我們已然迫不及待，像禁區內的門已經空下，就等著補一腳了。這樣爽了一陣，就見前方有輛臥鋪車聳了下肩膀，停在路邊了。我們的車嗖地飛過時，我好似感覺那掃視過來的乘客，個個是周力苟，個個是汪慶紅，他們在艱難地等待汽車修好，好去我們省，好去2月14日，而我們這輛馬力十足的三菱吉普，則朝著他們省，朝著2月14日以前，朝著歷史，朝著秘密，一路狂奔。

我想到他們二人在臥鋪車停下後，擔心車頂放著的編織袋。汪慶紅說：路上顛簸，爆炸了怎麼辦呢?周力苟說：炸藥這東西文靜得很，你錘它砸它它都沒脾氣，你點它才麻煩。汪慶紅又說：要是別人把菸頭往窗外扔，菸頭被吹到車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