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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史家商承祚認為王國維妻妾有外遇，王氏不願受辱而一死之說。此說由於為尊者諱之故，罕有見於文字者。羅振玉之孫羅繼祖主編《王國維之死》一書，所引商承祚之說語焉不詳，只有&ldo;中冓不可道&rdo;一句，羅繼祖理解為親戚之間的矛盾，似不附合商氏本意。常任俠1940年1月12日日記載：&ldo;晨，商錫永（南按：即商承祚)來，留其在舍午餐，雜談男女瑣事，商雲王靜安以婦有外遇，故憤而自殺，未知信否也。&rdo;（《戰雲紀事》，常任俠著，海天出版社1999年出版，232頁。)

後世有研究者認為，溥儀只是道聽途說，任意捏造事實，賣畫之事純系子虛烏有，羅振玉&ldo;逼債&rdo;說難一成立，商承祚&ldo;妻妾受辱&rdo;說也不大靠得住。從王國維遺書上的&ldo;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rdo;十六字可以看出，他的死正如陳寅恪所說&ldo;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rdo;。陳氏之&ldo;殉文化&rdo;說，與梁啟超之論王國維死因相接近，因而陳氏之說最為接近本真，亦多為後世研究者贊同。

[67]《寒柳堂集》，陳寅恪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68]《羅雪堂先生致陳寅恪書》，載《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三號，1928年4月。

[69]碑文見陳寅恪著《寒柳堂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出版。關於為王國維立紀念碑情形，有一插曲。據時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就讀的研究生戴家祥回憶：王國維跳湖自盡後，1928年初冬研究院同學會更選，最後選出宋玉嘉為會長，吳其昌副之，戴家祥為文書，姚名達任會計，然後決定為王國維立碑紀念。為此，梁啟超捐資五百元，陳寅恪二百元，馬衡（南按：字叔平，當時被聘為研究院講師）一百元，新任校長嚴鶴齡二十元（南按：曹雲祥已辭職，被師生逐出校園），李濟二十元等等，大多數教授、講師、助教及學生都捐了款，共得銀3000元。碑由陳寅恪撰文，馬衡書丹，梁思成設計，於1929年夏豎立於清華園工字廳東南土坡之下，前書&ldo;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rdo;，背為陳氏撰文。當時&ldo;只有趙元任和助教楊某（趙師母的內侄）一文不名（南按：即楊時逢），他們是另有看法的。&rdo;（《致李光謨》載《李濟與清華》，李光謨編，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趙對王國維有何看法或成見，戴家祥未明言，但從當時的情形看，&ldo;老實得像根火腿&rdo;的王國維並未參加清華派系鬥爭，平時亦不好自命不凡，盛氣凌人，究竟何時何地與趙產生過節，或許如吳宓所言之情形？1928年3月23日，吳宓日記載：&ldo;戴家祥、姚名達持捐冊來，欲強宓捐助研究院學生為王靜安先生立紀念碑經費。且謂宓昔為研究院職員，義當捐助云云。宓極不贊成此舉，又憤若輩之無禮，但含忍之。晚7-8時訪陳寅恪，託其惋告彼等，言宓家庭負擔重，又常捐鉅款於《學衡》，故不克捐助云云&rdo;（《吳宓日記》，第三冊。）查吳氏日記，內中有大量施捨金錢於朋友學生的記錄，如吳芳吉、王堯城、毛彥文等用他的金錢都是千元以上的大數，而張歆海、張蔭鱗、胡徵、高棣華等學生輩也常向吳借錢並得到資助。但吳宓此時在金錢處置上卻顯得很不盡人情，亦很不明智。儘管戴家祥、姚名達輩不盡懂禮數，言語中引起吳之反感，但此事非彼事，看在王國維臨終託孤的份上，亦應略盡綿薄，何況梁啟超與陳寅恪所捐都是五百與二百元的數目。吳宓書生意氣在此，或許趙元任亦類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