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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此前梅貽琦曾不止一次地標榜自己對清華&ldo;生斯長斯，吾愛吾廬&rdo;，在如此天翻地覆，改朝換代的歷史時刻，為何又置中共和部分同事的勸說於不顧，拋下清華師生執意南飛呢？

縱觀梅貽琦在大陸的歲月，雖沒有做過不利於共產黨的事情，甚至可以說，在掌校期間於學生運動中的共產黨學生還曾儘量給予庇護，但這種做法更多的是為保護學校與青年學生本身所計，並不是說他就贊成共產黨與馬列主義，或者贊同共產黨的思想觀念與施政方針。此點他在昆明時已表達得明白。如前文所述，當他看到聞一多、吳晗等人以&ldo;鬥士&rdo;身份與國民黨政府人員&ldo;鬥&rdo;起來之後，於1945年11月5日的日記中曾明確表示：&ldo;餘對政治無深研究，於共產主義亦無大認識，但頗懷疑。&rdo;[20]這個&ldo;懷疑&rdo;既是他心跡的流露，也代表了當時相當一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如陳寅恪等人對時局的看法，因而當1948年年底，吳晗以中共軍代表的特殊身份，奉周恩來之命發&ldo;挽留&rdo;函電勸其留下來時，梅沒有聽從這一建議，而是像胡適一樣悄然乘機南飛。據傳，有一次，梅貽琦一個很要好的友人問他為什麼不留在大陸，他說：&ldo;我若留在大陸，只有兩種可能的出路，一是當傀儡，一是當反革命。因為這兩者都是我不願意作的，所以必須離開。&rdo;[21]這個話是梅貽琦於什麼時間、對誰說的，至今尚沒有落實，也只能是估妄言之，估妄聽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梅的出走與陳寅恪大體相同，主要是逃避即將到來的新的文化、教育環境，以及與自己意識形態相悖的當權者的精神控制。出身清華的林從敏在談到梅貽琦出走一案時說：&ldo;事實上梅師決不可能留下，更不能主掌清華。梅師一生尊重學術自由，不干涉教授與同學個人的政治思想，這個原則怎能與中共篤信的馬、恩、列、斯……與毛語錄的理論共存？&rdo;[22]對於中共於張家口發&ldo;挽電&rdo;一事，梅的秘書趙賡颺則認為是一種&ldo;勸降&rdo;行為，而&ldo;先生聞此，認為一向未曾左傾，今日聞此類似誣衊之詞，對政府同仁，殊有無法表白之苦&rdo;。[23]對於種種說辭和解釋，梅的學生輩人物、清華校史研究者黃延復認為&ldo;雖有些刺耳，但只要認真思索一下便會承認，這種分析還是切中要害的……梅離開大陸，是他的文化立場和教育理念使然。對他來說，既是必然的，又是必要的。而且，恰恰是從這件比較容易引起敏感的事情上，才能真正窺察出他超人之處‐頭腦的清醒，決意的果斷，以及對於自己的理念或為人原則的執著和堅守&rdo;。黃氏所言，並非妄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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