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三章我諸夏之族本應該走的歷史正路(第3/4 頁)

所以孫策說道：“我打算推行一條鞭法，將所有戶賦、稅賦、雜役等皆併攏於一條，計畝徵稅。每畝田稅收定額，有多少田，便按多少畝交稅。”

這項律法就省掉了很多亂七八糟的賦稅，也不搞什麼累進稅制。一千畝良田在百姓手中，跟一千畝良田在豪強手中繳納的賦稅相同。

可以省下大量官員，稅收官員們現在就只幹一件事，核對豪強家中究竟有多少田畝。

既能完善稅收體制，又省了小吏擾民。

至於每畝田徵稅多少，這就不是現在可以定下來的了。

畢竟孫策勢力現在算上吳縣，掌握的疆域也沒超過五個縣。疆域內的人口、田畝、產量更是近乎一無所知，至少得等張昭、顧雍等賢臣清查一遍，才能定下。

等宴會結束，離去的豪強們無不振奮。更是堅定了信念，一定要說服郡內親友，鼎力支援孫郎佔穩吳郡，推行黃老之治。現在就是劉繇殺回來，豪強們也要極力反抗，堅決擁護孫郎。

這可是黃老之治啊！輕徭薄賦，無為而治，最利好休養生息，官府除了管稅收幾乎什麼都不管，絕對算得上是所有吳郡豪強的幸事。

沒錯，離去的豪強們攀談交流，都一致認為孫郎推行的並非什麼新法，而是重新恢復了漢初的黃老之治。

孫策的這個約法三章，你可以說他是翻天覆地的改變，徹底推翻了漢室一直以來的治國理念。

但另一方面，你又可以說，孫策幾乎等同於什麼都沒做。只是輕徭薄賦，然後承認了大漢如今客觀存在的經濟基礎。

如果三國之後，沒有經歷五胡亂華，沒有鮮卑重新推行春秋以來的均田制，禁止土地自由流通。那大漢只要進行一次兩稅法一樣的稅收改革，東漢的經濟制度應該直接過渡到宋朝的莊園經濟形式，至不濟也是唐朝後期的水準。

只能說靈帝的平庸、董卓的殘暴和袁紹的野心等一系列巧合湊在了一起，葬送了大漢最後中興的可能。

當然，能有這麼多巧合，背後就一定有其必然。

就算沒有董卓、袁紹，也會有王卓、李紹這種邊郡豪強或者世家大族，衝擊漢室的統治。

最終豪強、世家中要麼出現一位劉秀，要麼出現一位王莽，要麼出現一位司馬懿，出來結束紛爭，建立新的王朝。

這期間，一場戰亂打的中原世族、豪強、百姓全部元氣大傷，百姓十不存一，豪強和世族大量闔族而滅。天下只想休養生息，甚至沒有了土地兼併的意願，然後迎來了一段所謂的“盛世”。

這種盛世甚至還不如中晚唐的中興，至少中晚唐推行兩稅法後，江南農業是真的迅速發展起來了。整個唐庭都仰仗東南稅賦，才第一次有了韓愈“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的說法。

而寫下長恨歌的大唐名臣白居易則更進一步，直言“當今國用多出江南，江南諸州蘇最為大”。

蘇州就是孫策如今腳下的吳縣。

孫策甚至就可以豪言，只要允許土地自由流通，改革與之適應的稅法，開發好了吳縣這一個縣，江南財富不說居天下十之八九，也能實現經濟中心的第一次南移。至少賦稅堪比整個殘破的北方，沒什麼問題。

當然這個政策現在還只是個雛形，不可能只靠孫策三句話就架構起來整個江東的治理體制。更關鍵的是之後如何完善治理。上馬治軍，下馬治民。日後這下馬治民幾十年，可不是每天在朝堂上無所事事，治理的關鍵就是架構起完整的治理體系。

所以等豪強們離開，孫策就開始著手吳縣治理和開發的事宜。

而要治理吳縣，最重要的就是兩點，第一貫徹孫策的治國理念，第二選賢舉能，任命一位賢臣擔任吳縣縣令。

這也是孫策為何一定要搶在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