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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父母在同一個夏天去世，死在一個只有三間小房和一處公用廳堂的小木屋裡，死在一間點著蟲繞蛾飛的煤油燈的房裡，室內光禿禿的地板被光腳長年累月地踩踏，平滑光亮得像用舊的銀器。她是家裡活下來的孩子中最小的一個。先是她母親去世，臨死時她說：“好好照顧你爹。”莉娜這樣做了。後來有一天，她父親說：“你去多恩廠跟麥金利過日子吧。收拾收拾東西，做好準備，他一來你就跟他走。”說完他便嚥了氣。她哥哥麥金利趕著馬車來了。下午他們便把父親埋在鄉村教堂後面的小樹林裡，用松木板立了塊墓碑。第二天早上，她和麥金利一道坐上馬車去多恩廠，從此離開了家鄉，雖然當時她可能還不知道這一走便永遠不會回來了。馬車是她哥哥借來的，他答應過要在天黑以前歸還。

她哥哥在廠裡幹活。村裡的男人不是在這家廠裡做工便是為它服務。這家廠採伐松木，已經在這兒開採了七年，再過七年就會把周圍一帶的松木砍伐殆盡。然後，一部分機器，大部分操作這些機器的人，靠它們謀生的人和為它們服務的人，就會載上貨車運到別的地方去。由於新機器總可以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添置，有些機器便會留在原地：立在斷磚頭和雜草堆中的車輪，形容憔悴，扎眼刺目，不再轉動，那副樣子真叫人觸目驚心；還有那些掏空內臟的鍋爐，以一副倔頭倔腦、茫然而又若有所思的神情支撐著生鏽的不再冒煙的煙囪，俯視著到處都是樹樁的、蕭瑟肅靜而又荒涼的田野——無人耕耘，無人栽種，經過年復一年的綿綿秋雨和春分時節的狂風驟雨的沖刷侵蝕，漸漸成了一條條紅色的堵塞得滿滿的溝壑。於是，這個即使在全盛時期也上不了郵政部地名錄的小村子便被人徹底忘卻，連那些繼承這份遺產的、肚子裡有鉤蟲的子孫後代也記不得了；他們拆掉房舍，用來當燒飯取暖的柴火。

莉娜到來的時候，村裡大約住著五戶人家。這兒有條鐵路，有個車站，每天有一趟客貨混合的列車，發出尖厲刺耳的聲音飛駛而過。人們可以揮動紅旗叫列車停下來，但它通常總是像個幽靈似的突然從滿目荒涼的叢山中鑽出來，像個預報噩耗的女巫尖聲哭喊著，從這個小得不像村莊的村子、這個像顆斷線的項鍊裡被人遺忘的珠子似的小村莊橫穿而過。莉娜的哥哥比她大二十歲。她上他家去住的時候幾乎記不起來他的模樣。他跟一個老在生兒育女的老婆住在一棟沒油漆過的、有四間房的屋子裡；一年中幾乎總有一半時間，嫂子不是在臥床生育便在產後調養，這時候，莉娜便操持全部家務，照料別的幾個孩子。後來，莉娜曾喃喃自語：“我想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自己也就很快有了孩子。”

她在屋後一間披房裡睡覺。這間房有扇窗戶，她學會了摸黑把它開啟、關上而又不弄出一點兒聲響；房裡還睡著別的人，先是她的大侄兒，後來是老大和老二兩個侄兒，最後是同三個侄兒一塊兒住在裡面。她在這兒住了八年之後才第一次開啟這扇窗戶，但開關了十來次便發覺根本不該去碰它。她對自己說：“我命該如此。”

嫂子告訴了哥哥。於是他注意到她的體形在起變化，他本來早些時候就該注意到的。他是個很嚴厲的人，汗水沖掉了他身上的溫柔、豁達和青春氣質（他剛四十歲），只剩下了在絕望中苦苦掙扎的毅力和固執，以及對並無多大指望的祖傳血統的自豪感。他罵她婊子，斥責那個男人（他猜對了，因為年輕的單身漢或者滿身鋸木屑的色鬼比村裡人家的戶數還少），但她不肯認錯，雖然半年前那男人便溜了。她說來說去總是那句話：“他會捎信給我的，他說了要來接我的。”她毫不動搖，綿羊似的等待著，充滿盧卡斯·伯奇之流所依賴和深信不疑的耐心和忠貞不渝，即使到了真正需要他們的時刻，他們也不打算露面。兩個星期後，她又一次從窗戶爬了出來。這一次爬起來有些困難了。她想：“要是先前爬起來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