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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主義之先河。當時的督軍們雖然聲嘶力竭地反對“過激主義”，但其大多數人卻不知“過激主義”為何物。像閻錫山這樣早的能夠提出一套“公平制度”大綱，主動地從“理論”上去反對共產主義，在當時中國的督軍中是很少有的。這足以證明閻錫山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恐懼之心、警戒之心。

“進山會議”所得之結論，諸如“公平制度”、“資公有”、“產私有”等，形成了閻錫山整個理論體系的“雛形”，後來他進一步提出的一整套抵制共產主義的理論和作法——“按勞分配”、“物產證券”、“土地村公有”等。就此而論，可以說“進山會議”為閻錫山探索所謂介乎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適中制度”，以及後來形成的所謂“大同思想”，奠定了理論基礎。

“進山會議”所提出的“資由公給”、“田由公授”、“公平制度”與閻錫山的其他理論一樣，多系空洞的說教，可以說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對於此點閻本人也不得不承認。閻錫山在1927年8月16日於自省堂對黨政軍各界講“三*義之真義”時，如是說：“社會上任人有資產之病小，任人以資產生息之病大。自己有資產而驕奢淫逸，是自殺；以資產生息而奪人之生活，是殺人。然則吾人慾求徹底之民生，就理論言，自非實行資產歸公不可。此餘所以民國九年在進山會議，特主張徹底排除民生障礙，非田由公授，資由公給不可也。然事實與理論不同，理論原可徹底，事實強欲徹底，每遭失敗。如修鐵路，當然以水平直線為最佳，以持此理論，無人能有所訾議也。但事實上全球無之。只能求其坡度彎度之較小耳。”“吾人改革社會，只當促人醒悟，不應以襲擊報復之方法施之。且資產生息人群之慾也。人群欲基於人慾，無法舍人欲而生人，而人群欲必不能免，此故需吾人為之調節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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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稱“保境安民”　首倡“保境安民”（1）

孫中山發動的旨在維護“臨時約法”的護法戰爭，因南北的妥協言和，而偃旗息鼓。在北洋系中，先是“主戰”的段祺瑞號召“武力統一”，結果川湘戰事失利，然後是馮系曹錕主和，逼段辭職。1917年11月15日，段祺瑞辭去國務總理職務，自此馮、段失和，形成直皖分裂。

晉軍入湘作戰失敗後，面對紛繁動盪的政治局勢，閻錫山從“大將南征膽氣豪，交槍沒有打收條” 的沉痛代價中認識到，就山西現有實力，遠遠不足以外出爭雄，當務之急是退出紛爭，休養生息，抓住機遇，發展自己。於是，他休兵罷爭，打出了“保境安民”的旗號。

按時間推算，閻錫山倡導“保境安民”當在晉軍入湘作戰以後。但正式見諸文字，卻到了1918年初。是年2月21日，晉南鎮守使張培梅，因“鄰省兵匪不分，為患堪虞”，電閻“擬懇增請部隊，隔河佈防，斷絕交通，以防侵擾”時，閻錫山回電指出：“現在大局紛擾，我省自衛政策，在‘保境安民’四字，然必須與鄰省聯絡，使能不為我患，或竟鄰疆樂與合作，進而為我用，代我禦侮，而後民始可安，非漫無區劃，公用閉關政策可以自衛也。凡事當計其遠者大者，毋僅顧目前”。 首次表明“保境安民”的態度。此後，閻錫山多次在相關的電文中重申了上述立場。

1919年5月26日，在復段祺瑞宥電時稱，“外交棘手，時事益艱，老成謀國，統籌全域性，熟權利害，碩劃盡籌，敬佩無已。晉省地方現尚安謐，自當力保治安，共維大局”。

1920年6月，直、皖兩系之爭日趨激烈，終於釀成北洋軍閥的第一次混戰——直皖戰爭。在此期間，閻錫山與寧夏馬福祥、濟南田中玉、保定曹錕，以及徐世昌、靳雲鵬等電報往還，屢申“晉軍不出省一步，客軍不許透過”的保境安民之宗旨。

是年6月24日，在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