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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振，實則中央主持之失宜。”“鈞座碩德重望，中外共欽。諸將久殷翊戴之誠，國民更切來蘇之望。務切俯念大局，慨允出山，即日命駕蒞京，主持一切，國民圖存，惟公是賴。”請段到京主持政務。

11月8日，致電據守河南彰德之直系李濟臣，以“各省擁戴合肥者，截至今日，已有浙、贛、皖、魯、湘、陝、甘、新、奉、吉、黑、察、熱、綏等十餘省區，或專電勸駕，或派員晉謁，……人心所歸，政局瞬定”，勸李轉向擁段，讓出彰德。

11月15日，張作霖、盧永祥、馮玉祥、胡景翼、孫嶽聯名發出“鹹電”，雲“國是未定，中樞無主。合肥段公，耆勳碩望，國人推戴業經一致從同。合肥尚謙讓未遑，然當此改革絕續之交，非暫定一總攝軍政責任名稱，不足以支變局。擬即公推合肥為‘*臨時執政’，即日出山，以濟艱危，而資統率。”提出擁護段祺瑞出任“臨時執政”的主張。

11月17日，閻錫山即覆電馮玉祥，表示“請芝老為*臨時執政，示國人以根本解決，鄙意極表贊同。”

11月18日，閻又覆電張、盧、馮、胡、孫等，說明“政綱解紐，中樞失馭，國事重要，總攝須賢。合肥段公，碩望耆勳，舉國推戴，出執大政，名實兼符。循誦藎籌，至深慰佩。已肅電敦促，即日入都就任矣。”

11月19日，閻再電段祺瑞，稱“萬乞俯允羅請，即日命駕入都就任，艱難宏濟，民望甚殷，肅電上陳，伏祈察納。”再請段入京就職。

在各方表面一致的聯合擁戴下，段祺瑞於11月22日入京，11月24日正式就任“*臨時執政”，組織“臨時執政府”。

閻錫山在擁段的同時，也增加了與孫中山先生的聯絡。自1912年9月孫中山先生抵並視察以來，閻錫山一直與中山先生疏於直接聯絡。對此，閻錫山在“國父二次北上之憶述”中作了如下解釋：“我瞭解本黨的理論，是在東京的一個短時期。民國之後，因山西處於北洋軍閥包圍之中，與廣東形格勢禁，我對總理的言論，則瞭解不多。總理民國元年蒞太原，指示：‘革命雖成，而吾儕不能暇豫，以天下事往往破壞易而建設難也。晉省於民軍起義之際，既立此好榜樣，則今後於中國建設之事業，亦當為各省模範”。 故而委曲求全，至致力於省內建設，以等待時機。

然而孫中山先生卻一直在關注著山西。1920年9月3日，“中山先生與唐紹儀、伍廷芳等聞北京有更換山西督軍之說，大為不平，派張宗海（傳系某要人化名）秘密到晉，轉示應付之方針。”大意謂“孫等聞中央有換晉督之說，大為不平。如無此舉，晉省仍進行內政，為全國保此模範區域，為北方樹一革命壁壘，決不令陷入漩渦。如張（作霖）、曹（錕）必不講公理，則晉、陝等聯為一氣，不久唐繼堯則誓師滇省，甘、陝將聯秦州葉荃，仍進鳳翔，然後分道內進，等語。”

孫中山與段、張結成“反直三角同盟”後，即讓張繼以私人名義致函閻等，要求協助北伐成功。此時，閻錫山似認為時機已經成熟，遂默許支援。

北京政變後，馮玉祥電邀孫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國是。孫中山於1924年11月10日在廣東發表“北上宣言”，主張“速開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以民族民權民生為基礎，以謀中國統一與建設，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11月13日，孫中山先生啟程北上。輾轉於12月4日抵達天津。

在孫中山先生啟程北上之後，11月27日，閻錫山即派王憲赴津歡迎先生，“並請訓示，奉示在山西試行主義，病癒（其時孫先生已患病）到晉詳為面談”。同時，“策動每縣各推舉代表二人，一人代表政府，一人代表民間，組成山西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