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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rdo;開始以後，中央決策機構陷於癱瘓，在過去十多年裡主管全國經濟的中央及部委領導，除了總理周恩來之外，幾乎全部被打倒或靠邊站，其中，劉少奇被&ldo;永遠開除出黨&rdo;，1969年冤死於開封，鄧小平和陳雲被下放到江西勞動。由於造反派的全面奪權，那套從上而下的計劃經濟指揮體系徹底癱瘓，經濟管理和統計部門被砸爛，各地的年報遲遲不能報齊。在局面最混亂的1967年和1968年，根本無法制訂全年度的全國經濟計劃，1968年也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唯一沒有國民經濟計劃的一年。

這場空前的浩劫，一直到毛澤東去世的1976年才終結。十年&ldo;文化大革命&rdo;對中國當代史的影響是巨大的，它產生了兩個後果，一是大大延緩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二是將計劃經濟的弊端徹底暴露，為後來的改革開放創造了心理空間和體制空間。

&ldo;文化大革命&rdo;造成了空前的社會傷害和經濟損失。胡鞍鋼對&ldo;文化大革命&rdo;時期的經濟損失有過一個定量分析，據他的計算，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潛力為9左右，1952年到1957年的實際gdp增長率為92，1978年到2003年的實際gdp增長率為93，而1957年到1978年的實際gdp增長率為54，也就是低了4個百分點，這個增長率同時遠遠低於亞洲的其他發展中國家。172在196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為1457億元，與日本相當。而到了1977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只相當於美國的十分之一。正是在這十年中，日本成長為一個超級經濟大國，亞洲&ldo;四小龍&rdo;紛紛崛起。另據安格斯・麥迪森在《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一書中，對亞洲各國和地區人均gdp增長率的計算，從1952年到1978年，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是整體落後的。中國大陸人均gdp增長率是23，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分別是：67、63、48、54、66。173

就四大基本制度而言，&ldo;文化大革命&rdo;時期的中國是兩千年國史中，集權程度最高的一個時期。中央對地方擁有不容置疑的控制力，後者在政治和經濟上毫無自主的權力;全民思想被高度統一到了&ldo;無產階級專政&rdo;的路線上，思想&ldo;洗澡&rdo;運動此起彼伏;社會精英被基本消滅，知識分子被蔑稱為&ldo;臭老九&rdo;，自由商人階層被整體切除，數以千萬計的年輕人在農村消耗生命，即便是執政集團內的精英分子也遭到了一輪又一輪的清洗;在經濟制度上，命令型計劃經濟呈現出了它所有的特徵：經濟權力高度集中於中央政府的指揮體系;限制和逐步消滅商品、貿易關係的產品經濟模式;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優先的投資戰略;完全依賴國家投資，全面取締私人資本的經濟治理思想;限制按勞分配，推行平均主義的原則;反對權威主義;取消專業分工的準則;堅持自主封閉，反對國際貿易。後世有些信奉計劃經濟的人推演說，如果沒有&ldo;大躍進&rdo;和&ldo;文化大革命&rdo;，中國經濟當時不至於如此一敗塗地。在他們看來，陳雲在上海對通貨膨脹的整肅和&ldo;一五&rdo;計劃的成就證明瞭制度的有效性。其實，這種幻想是難以成立的。因為國家治理的邏輯從20世紀50年代至改革開放前一以貫之，並無重大更改，&ldo;文革&rdo;無非使得計劃經濟制度的負面性以更劇烈和更極端的方式呈現。

到1976年，中國是一個封閉自守的、與世界經濟體系基本&ldo;絕緣&rdo;、高度集中而沒有活力的經濟體，沿用司馬光對漢武帝的評價，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