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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我看到一道強烈明亮的白光，就像聽人說過的人在垂死之際會看到的那種白光。我期望見到基督、天使或是魔鬼‐‐我也曾聽說過這些事情。不過我看到的只有那道白光。

然而，我確實聽到了一個聲音，一個令人寬慰、讓人放心的聲音，這是我聽到過的最能使人平靜下來的聲音。

&ldo;約翰，別擔心。我們會盡力救你的。&rdo;

這是我所記得的最後一件事。

&ldo;約翰，你聽見我說話嗎?別擔心。不要緊張。你已住進醫院。你病得很重，我們會盡力讓你好轉的。&rdo;這就是護士對我說的話。她不知道我能否聽見她的話，不過仍然以安慰的口氣再三重複著。

那時我還不知道自己已被送進西雅圖瑞典醫院的監護病房，連日昏迷不醒，靠生命維持系統支撐著。我的雙手雙腿被帶子捆住，身上插著靜脈輸液管和其他各種導管。沒有人認為我能躲過鬼門關。當時是1983年12月初，我38歲。

故事要從三個星期之前說起，地點在美國的另一側。我當時在紐約，正面對紐約警察局、交通警察局以及長島拿騷縣和薩福克縣警察部門的共約三百五十名警員進行有關罪犯個性側寫的演講。這類演講我做過不下幾百回，幾乎可以說能夠倒背如流。

忽然之問，我開始心不在焉。我知道自己還在演講，但身體突然直冒冷汗。我自言自語：我究竟如何去處理所有那些案件呢?當時我正要結束對亞特蘭大的韋恩&iddot;威廉斯殘殺兒童案以及布法羅的&ldo;022口徑&rdo;槍殺案的諮詢工作。此前我被請去參與了舊金山的&ldo;林徑殺手&rdo;案的調查工作。我還對英國蘇格蘭場的約克郡碎屍案偵破工作提供了諮詢意見。我為羅伯特&iddot;漢森一案穿梭往返於阿拉斯加，該犯是安克雷奇的一個麵包師，專挑妓女下黑手，將她們帶到荒野地帶，玩獵人追殺獵物的遊戲。我接手了康乃狄克州哈特福德的針對猶太教堂的系列縱火案。再過兩周，我還得飛往西雅圖為格林河專案小組提供諮詢，該小組正在偵破美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系列謀殺案，兇手作案物件主要是西雅圖塔科瑪一帶的妓女和過往客人。

在過去的六年中，我一直在研究一種新型的犯罪分析方法。我是行為科學科惟一的專職辦案人員，科裡其他人員均是講課教官。當時我手頭同時有大約150件未偵破案件要獨自處理，而且一年之中有125天是在途中奔波，而不是呆在維吉尼亞州匡蒂科的聯邦調查局學院的辦公室裡。來自地方警察的壓力十分之大，這些警察自身也承受著來自社群、來自受害者家屬要求破案的巨大壓力，因而我對他們深表同情。我一直在設法排列出工作的輕重緩急，可是每天都有新的案件紛至沓來。我在匡蒂科的同事們常常戲言說我就像個男妓：不能對客戶說半個不字。

在紐約的這次演講中，我一直在談論罪犯個性型別，可我的思緒卻不斷回到西雅圖。我知道格林河專案小組中並非人人都希望我參與破案，這是預料之中的事。每當大案要案發生時，我常會被請去提供新型的破案手段，而大部分警察以及局裡的許多官員都將它視之為與巫術僅有一步之遙，因此我知道這一回也得做一番&ldo;自我推銷&rdo;。我必須顯得言談富有說服力，同時又不可表現得過於自信或自大。我必須讓他們明白，我認為他們的調查工作是徹底的，是具備專業水準的，同時還要讓心存疑慮者相信，聯邦調查局可能會有助於他們破案。也許最讓人沮喪的是，我不像傳統的聯邦調查局特工那樣說一下&ldo;只要講述一下事實，太太&rdo;就可以交差完事，我的工作還要求能提供斷案的見解。我始終非常清楚，如果我出了什麼差錯，系列案的調查工作會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