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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囊投毒雖令人惶恐不安，但它卻是一種反常的行為。它主要目的似乎不是為了訛詐。一個進行訛詐的人如果想得逞，首先必須證明自己有能力完成他威脅要做的事。因此，威脅要對商品做手腳的訛詐者，會專門在一個瓶子或者一包東西上做些手腳，在上面做上某種記號，然後打電話或者留紙條提出警告。可是，那個膠囊投毒者沒有進行威脅。他直接就開了殺戒。

用訛詐者的標準來衡量，他並不老練。在商品上做手腳是一種原始的方法(發生這類謀殺案後，強生公司花了很大一筆資金研製了有效的防拆封包裝)。我知道這傢伙的思維並不清晰。我們對這類訛詐案進行分析的指導原則也可以用於分析政治性訛詐，用以判定訛詐者是否系危險分子，是否有能力完成他威脅要幹的事。

投放炸彈者也是如此。如果有人威脅說要放炸彈，這種威脅總會很快受到認真對待，以免出現天下大亂的局面。當局必須判定這種威脅是否屬實。投放炸彈者和訛詐者都喜歡使用&ldo;我們&rdo;這個詞，以表明有許多雙眼睛在暗中注視著。事實上，這類人大多屬於疑心很重的孤獨者，對別人並不信任。

爆炸犯往往有三種型別。一種是被破壞的威力所吸引、以顯示力量為動機的型別的。一種是被設計、製造和安放爆炸裝置的樂趣所吸引的使命型的。還有一種是技術型的，他們為自己在設計和製造方面所表現出的聰明才智所陶醉。從動機方面來看，有的為了訛詐，有的為勞資糾紛，有的為尋報復，甚至還有為了自殺的。

我們從對爆炸犯的研究中發現了這類罪犯的越來越多的特徵。他們通常是白人男性，其年齡隨受害者或目標而異。他們儘管成就平平，但智力上至少達到，而且往往高出常人水平。他們辦事幹練，有條不紊，愛做細緻周到的計劃。他們不搞對抗，體魄也不健壯，為人謹小慎微，個性上有很大缺陷。對他們側寫的根據來自對他們的目標和受害者的評估或對他們所使用的爆炸裝置的評估(比方說，它比較易爆或易燃)，這就像我們根據犯罪現場的蛛絲螞跡對系列殺手進行評估一樣。我們要考慮與受害者和作案者相關聯的風險係數，受害者的選擇是隨意的還是有意的，接近他或者她的難易程度，攻擊發生在一天之中的什麼時間，炸彈投放方式(比如透過信件)，以及炸彈的元件和製造工藝方面的不尋常的特徵與風格。

在從事側寫工作的初期，我搞出了那個&ldo;大學炸彈手&rdo;的第一份側寫。這個諢名現已盡人皆知，它源自聯邦調查局的一個行動代號，因為此人的目標是大學和大學教授。

對投放炸彈者，我們主要透過他們的通訊聯絡來瞭解。&ldo;大學炸彈手&rdo;給報紙寫信，向公眾公佈他那長篇大論的宣言，他透露說自己在17年中透過製造爆炸事件造成了3人死亡23人受傷。他所宣稱的業績包括一次成功地延緩整個商業航班的執行，當時他詐稱在洛杉磯國際機場放置了炸彈。

跟所有投放炸彈者一樣，他說他的恐怖活動由一個叫&ldo;自由俱樂部&rdo;的組織負責。儘管如此，他毋庸置疑是我所說的那種孤獨型的人。

現在這份側寫已廣為散發，我認為沒有理由來改變我的判斷。遺憾的是，儘管布魯塞爾博士在梅特斯基&ldo;瘋狂爆炸專家&rdo;一案中有開創性的突破，在&ldo;大學炸彈手&rdo;進行首次作案時，執法部門還沒有像現在這樣運用我們的分析方法。在犯罪活動的初期，這些人中的大多數都有被抓住的可能。第一次和第二次犯罪活動對我們瞭解犯罪行為、地點、目標都是最重要的，因為他們還沒對作案技巧做出改進，也沒有轉移作案地點。過了若干年，他們的思想也發展了，作案動機已經不是當初那原始、簡單的對社會的不滿了。我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