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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聽見救火車從街上呼嘯而過，因為人們呼救的時候它沒有來。可是她肯定看到了火焰，肯定看到了，因為整條街都在叫喊。她從來沒說過。沒說過任何關於這件事的話。她在五天之內參加了兩次葬禮，從沒說過一句話。

愛麗絲心想：不對。不是世界大戰和心懷不滿的退伍兵；不是聚集起來要工資、擠滿了大街的成群結隊的黑人。是音樂。骯髒、下作的音樂，女人們唱著，男人們彈奏著，男男女女都隨之起舞，要麼無恥地緊貼著，要麼就發了瘋似地分開跳。愛麗絲深信這一點，米勒姊妹在廚房裡吹著杯子裡的“潑斯吞”時也這樣想。那音樂淨教人幹不理智、不規矩的事。光是聽見那音樂就跟犯法沒兩樣。

第五大道的遊行中一點那個東西也沒有。只有鼓聲，還有黑人童子軍在向戴草帽的白人散發說明傳單，這些人需要知道冰冷的面孔已經知道了的事情。愛麗絲撿起一張飄向人行道的傳單，讀了上面的話，在路邊石上換了換支撐腳。她讀一遍傳單，看一看多卡絲；看一看多卡絲，再讀一遍傳單。她讀的那些話好像很瘋狂，不著調。有個什麼巨大的裂口直插在字跡和孩子中間。她瞥過來看過去，費力地找著某種聯絡，找著能縮短默默凝視的孩子與含混瘋狂的文字之間距離的東西。這時，突然間，彷彿一根救命的繩索拋來，那鼓聲跨過了這個距離，把他們都聚攏起來、聯絡起來：愛麗絲，多卡絲，她的姐姐和姐夫，童子軍和冰冷的黑麵孔，在人行道上和上面視窗裡看熱鬧的觀眾。

在第五大道上站了一天以後，愛麗絲一直隨身攜帶著那根聚攏大家的繩索，發現它很可靠，又安全又結實——在大部分時間裡。除去男人們坐在窗臺上吹號、女人們琢磨“多麼久啊”的時候。那時候繩索就斷了，擾亂她的平靜，讓她注意到肉體和一種自由得她都能聞到血腥味的東西；讓她注意到它那在腰帶下面的生命，以及它鮮紅的口紅。她從佈道和社論中得知，那不是真正的音樂——只是黑人的東西：當然了，有害；沒錯，令人難堪；可是不真實，不嚴肅。

然而愛麗絲·曼弗雷德賭咒說她從中聽到了一種複雜的憤怒，一種偽裝成響亮而喧鬧的誘惑的仇恨。但她最討厭的是它的胃口。它對痛打、對撕裂的渴望；一種漫不經心的渴求，盼望著一場爭鬥，或是給領帶配上一枚紅寶石領帶夾——兩樣都行。它假裝快樂，假裝表示歡迎，可並不讓她覺得慷慨，這種小餐館、劣質酒、下等酒吧音樂。它搞得她在圍裙口袋裡攥緊拳頭，以免自己一拳打碎玻璃窗，把世界抓在手裡，因為它對她、對她認識和聽說的所有人一次一次又一次幹下的一切而將它活活捏死。最好關上窗戶、放下百葉窗，在克利夫頓小區一所安靜的公寓裡流著汗忍受暑熱，而不是鋌而走險去打碎玻璃或高聲尖叫，否則，恐怕就不知道在哪兒、如何停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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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樂　第三章1（3）

我見過她從一家咖啡館或者沒掛窗簾的窗前走過，同時聽到這樣那樣的話——“打我吧，可是別辭了我”——飄出來，眼瞅著她伸出一隻手去拿八年前在第五大道向她拋來的那根安全的聚攏繩索，另一隻手在外套口袋裡攥成一個拳頭。我不知道她是怎麼做到的——用兩種不同的手勢來平衡自己。然而她並不是惟一這樣嘗試的，也不是惟一的失敗者。想把第五大道的鼓聲同那用鋼琴彈出、又在每一部勝利牌留聲機上回旋的“皮帶扣”曲調分開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有些夜晚寂靜無比，聽力所及範圍裡沒有一輛小汽車，沒有醉鬼，也沒有不肯消停的嬰兒哭著要媽媽；愛麗絲隨便開啟哪一扇窗子都聽不到任何聲音。

她可能對這一片死寂的夜晚感到不可思議，便回去睡覺，可她剛把枕頭更平整、更涼快的那面翻過來，一句她不記得從哪兒來的歌詞就不期而至，在她腦海裡自顧自高聲唱了起來。“我年輕力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