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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即位以後，&ldo;躬攬權綱，不以責任臣下&rdo;，大至軍政國事，小至州縣獄案，他都要親自過問。無論是在積極進取的隆興、乾道時期，還是在消沉保守的淳熙時期，孝宗一直保持著這種事必躬親的作風。這固然是為了把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但作為一個皇帝，自始至終能夠孜孜不倦地處理政事，還是十分難得的。

孝宗即位之初，就開始著手革除南宋初期以來政治上的種種弊端。他積極整頓吏治，裁汰冗官，加大對貪官汙吏的懲治力度，嚴格官吏的考核，甚至親自任免地方中下級官吏。南宋建立以後，財政一直拮据，孝宗儘量減少不必要的開支，還常召負責財政的官吏進宮，詳細詢問各項支出和收入，認真核查具體帳目，稍有出入，就一定要刨根問底。為了改變民貧國弱的局面，孝宗非常重視農業生產，不僅每年都親自過問各地的收成情況，而且還十分關注新的農作物品種。一次，范成大進呈一種叫&ldo;劫麥&rdo;的新品種，孝宗特命人先在御苑試種，發現其穗實飽滿，才在江淮各地大面積推廣。

孝宗的勤政確實達到了集中皇權的目的，許多原本該由臣下處理的政務，現在都要他親自裁定，臣子們只好俯首聽命，少有自己的主見。然而，這種勤政對南宋政治卻產生了消極的影響。孝宗理政之細，已經到了煩瑣的程度，他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細枝末節上，反而忽視了治國的大政方針。一些大臣曾勸過孝宗要先抓住國家大政，雖然孝宗也認為他們言之有理，但一遇到具體問題，又依然故我。在重大決策上，孝宗常常事先不經深思熟慮，就貿然施行，稍有挫折，又馬上收回成命，他在位期間，朝令夕改、猶豫反覆的情況多次出現，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張浚北伐、隆興和議中的表現，恢復中原的計劃最終落空與孝宗的這種為政作風也不無關聯，有人評價他&ldo;志大才疏&rdo;，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正因為孝宗的集權，使以宰相為首的朝廷難有作為。孝宗在位28年，先後出任宰相的有17人，參知政事更是有34人之多，如此頻繁地更換宰臣，這在宋朝歷史上是很少見的。每位宰臣在任時間幾乎都不長，可見孝宗的目的是為了防止權臣的出現。他為樹立起君主的絕對權威，有時甚至聽信片面之辭，不經過調查核實，就將宰臣免職。乾道二年，有人檢舉參知政事葉顒（yóng）受賄，而檢舉之人與葉顒素來就有矛盾，孝宗在真相尚未明瞭之前，就將葉顒免職，後來經有關官員查證，並沒有發現葉顒受賄的確鑿證據，孝宗才意識到錯怪了葉顒，重新召其入朝。淳熙二年，朝廷選派使臣赴金求河南陵寢地，宰相葉衡推薦湯邦彥，湯邦彥膽小如鼠，他懷疑這是宰相要自己去送命，因此懷恨在心，向孝宗上書告密，說葉衡曾有詆毀孝宗的言論，孝宗大怒，當日就罷去了葉衡的相位，並將其貶往郴州。宰相是百官之首，孝宗卻輕易罷免，反映出他對宰臣們缺乏真正的信任。

在宰臣的具體人選上，孝宗恢復了宋代立國以來&ldo;異論相攪&rdo;的祖宗家法，提倡宰臣之間存在不同的政見，以此來讓他們互相牽制。宰臣們不能團結合作，雖有利於皇帝控制朝政，但這種局面卻給孝宗的中興大業帶來了極其嚴重的負面效應。隆興元年十二月，孝宗以湯思退為左丞相，張浚為右丞相，讓主和派重新執掌了大權，他們趁機大肆破壞張浚辛苦經營的江淮防線，最後迫使孝宗屈辱求和。乾道年間，孝宗再謀北伐。他先是任命葉顒為左丞相，魏杞為右丞相，前者素來主張恢復，後者卻始終反戰主和，一年之後，孝宗就覺得他們意見分歧，很難成事，罷去了他們的相位。但是，孝宗並沒有改變用人方法，乾道八年，在他任用虞允文為左丞相的同時，又將反對用兵的梁克家升為右丞相，結果使虞允文心存顧慮，遲遲不肯從四川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