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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取得了聖&iddot;詹姆斯宮廷的同意，請斯當東公佈一種既可信又保留英國面子的說法。這樣在1797年就出版了《英王陛下遣使覲見中國皇帝紀實，主要摘自馬戛爾尼勳爵的檔案》。這一官方歷史並不想隱瞞失敗的事實，而只想消除人們的懷疑：英國外交官並沒有犯錯誤致使中國人那樣無禮。它也想避免給人這樣一種印象：英國遭到了羞辱而毫無反應：斯當東把事情的真相裝飾了一番，使它顯得更為得體。要說他撒謊還不如說他隱蔽了某些事實，並仍然不時地讓古老的中國保留傳說中的某些特點。

另外一個審慎的措施是：不要讓中國人知道英國人改變了看法，已不再像中國人所希望的那樣來看待中國了。這同耶穌會教士的處境相同：英國人在整個18世紀作了不少努力，這次遠徵更為突出，所以他們的使節為了不把一切都弄糟而不能什麼都說出來。外交上的考慮使他讓自己的副手在介紹中華帝國時描繪的景象不能全部離開原先的神話，但也保持了足夠的距離來消除這種神話，這樣，英國使團所反映的對中國的看法預示著西方在19世紀對中國的態度。馬戛爾尼使團在西方與遠東的關係中是個轉折點。它既是一個終點，又是一個起點。它結束了一個世紀來的外交與商業上的接近；它在西方人中開始了對中國形象的一個修正階段。

當然，使團所揭露的事實並不完全是個晴天霹靂。已經有人提出：中國並不像萊布尼茲、伏爾泰或耶穌會教士所吹噓的那樣是個理想中的樂園。孟德斯鳩就不願隨波逐流，陷入這種盲目的崇拜。勒讓蒂伊從1731年起發表了《環球記遊》，他一下子擊中了中國人的要害：&ot;他們體制的恆久不變並不證明他們的優越，因為這阻止了他們取得任何進步。&ot;海軍上將安遜在他的《回憶錄》中第一個主張炮艦政策：這發生在1743年，即鴉片戰爭之前整整一個世紀。

但在中國的西方人質太多了，有傳教士和商人，也涉及到太多的商業和金融的利益，所以只能讓公眾輿論（或公佈的輿論）小心謹慎些。東印度公司的職員的個人信件或私下評論把不應說的在廣州發生的事--已遭到或擔心遭到的羞辱--都告訴了倫敦。儘管如此，公司考慮的是不要妨礙正常的經商活動；它怕得罪中國人，失去它在那裡僅有的一點利益。

那裡的個人沒有個性

有位法國人，因為沒有什麼負擔，所以比較自由地表達了他的不耐煩情緒。路易－克雷蒂安&iddot;德吉涅已在廣州住了4年。他寫道：&ot;現在是中國改變直至今日的觀點，而用新的眼光來看待歐洲的時候了。&ot;不，中國並不想馬上就用&ot;新的眼光&ot;來看待歐洲。而是英國，然後是西方在馬戛爾尼出使之後將改變對它的看法。

從此，中國的形象黯淡了。可以舉黑格爾的例子來說明這種變化。我們知道他除了讀過《耶穌會士書簡集》外，還讀過斯當東的《記實》。他承認正是從《記實》中--只是從《記實》中--才得出了對中國的極為簡潔明瞭的看法：&ot;中華帝國是一個神權專制政治的帝國……個人從道德上來說沒有自己的個性。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來看仍然是非歷史的：它翻來覆去只是一個雄偉的廢墟而已……任何進步在那裡都無法實現。&ot;

歌德既未讀過斯當東的著作，也未讀過黑格爾的書，所以仍然在說蠢話。他對中國的瞭解來自一本酷似自己寫的《赫爾曼與竇綠臺》的中國小說。&ot;這本書講的是一位十分純潔、十分正派的青年的故事。他因品德高尚而有幸謁見了皇上；講的是一對十分貞潔的戀人，他們被迫在一間屋裡過夜，但卻能接受不親……這就是道德和禮儀。全然由於嚴格的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