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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搗毀門窗，隨後群集署前，請求收回估價徵收房稅命令。我為了服從民意，當即允予停辦。詎出署後，竟以道路傳聞不符事實之詞，群至楊兆泰、賈景德、徐一清寓所，撞門入室，搗毀財物（請願學生在得到閻錫山取消徵收房稅命令的訊息返校途中，曾順便打砸了主辦房稅之財政廳長楊兆泰、同蒲鐵路督辦賈景德、山西省銀行經理徐一清的家——作者）後。民商驚慌，秩序紊亂，於地方治安，妨害實大。本應按法究辦，姑念各校學生尚在青年，不忍以法相繩，從寬一律免於深究，著於各校校長嚴加訓誡，以資警惕。”

當時各縣辦理房稅最賣力的，要數朔縣和武鄉兩縣。兩縣知事逼迫民眾最緊，報收房稅也最多，民怨很大。閻錫山在下達了取消房稅的命令後，為了和緩民憤，將朔縣知事熊介撤職解省，永不敘用；武鄉知事高槐撤職。至此，反房稅運動以勝利告終。

人說閻錫山善於看風使舵，由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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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軍抗戰（1）

總領晉綏軍務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以製造盧溝橋事變為起點，發動了旨在滅亡中國的全面侵華戰爭。山西作為華北的戰略要地，自然成為中日兩軍的必爭之地。從地理環境看，山西地處華北地區西部，山嶽環繞，重巒疊嶂，是華北的天然屏障，素有“華北屋脊”之稱；從軍事戰略上看，山西雄踞華北，俯瞰中原，控制了山西，便掌握了華北戰場的主動權。日軍要佔領華北，非佔領山西不可。相反，“如山西高原全境保持我軍手中，則隨時可以居高臨下，由太行山脈伸出平漢北段和平綏東段，威脅敵在華北之平津軍事重地，使敵向平漢南進及向綏遠進攻感到困難”。

為此，日軍在《昭和12年（1937年）度作戰計劃要領》中就計劃，“向山西及綏東方面進行作戰”。

閻錫山，同日本軍界打交道多年，對於日本的侵華野心和路數，是有較明確的認識的。尤其是華北事變之後，侵略者的魔爪已伸向華北、危及山西的情況下，閻錫山認識得更為明確，他不能不為自己的安危所考慮。正如他自己所說：“山西表裡山河，中外軍事家對他都有華北要塞之稱，合上綏遠，可以說是西北的門戶，也可以說是西北的屏藩；就全國說，與華南互為犄角，是全國的一個堡壘。山西保不住，不只華北失掉了地理上的重心，西北和華南也感受重大的威脅。也就是因為晉綏佔著這樣重要形勢，所以晉綏就成為敵人必爭的目標”。

為了防範日本的入侵，閻錫山早在1935年9月28日，就曾致電蔣介石，建議制定三十年防守國策。電文雲：“竊以現在國家外侮憑陵，匪亂未定，深長計慮，擬請決定三十年防守國策，以圖‘自強救國’之計。”他建議實行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將土地劃分為份地，分給農民耕種，以安定其生活，穩固其心理，然後分期加以軍事訓練，以100個師計，半年退伍一次，30年可訓練完畢。5年即可訓練1000萬人，10年則可達2000萬人，“則自信世界任何強國，無能亡我者矣。”推行此項政策，在北方處此情勢之下，能否實現，尚不一定。而在中南各部5省完成，可保5省，10省完成，可保10省。那麼，這5省、10省即“可作國家復興失地恢復之根據”。“未識鈞意以為如何？幸垂察焉。”

此建議蔣介石並未及時答覆。同年10月26日，蔣介石始派專機接閻錫山赴南京，共商國是。在南京期間，閻錫山奉蔣介石之命，與陳儀、張群、黃郛、熊式輝、楊永泰、黃紹竑擬訂“三十年防守國策（或稱卅年自力更生國策）”。該方案稱：“今日言自存，非自力更生不可。欲自力更生，舍增加國力別無辦法。於此國難迫切之時，而言增加國力，深有赴不及之慨，但此為立國之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