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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把記錄本遺忘在帳篷裡了。隨軍牧師是唯一一位隸屬於大隊部編制而不住在那幢破舊的、紅石頭砌的大隊指揮部大樓裡的軍官，他也不住在大樓四周那些獨立的、較小的衛星式建築物裡。牧師住在大約四英里外一塊介於軍官俱樂部和四個中隊營區中第一個中隊營區之間的林間空地上。這四個中隊的營區排成一線，從大隊部所在地一直延伸到很遠的地方。牧師獨自一人住在一頂寬大的方形帳篷裡，那也是他的辦公室。夜晚，從軍官俱樂部那邊傳來的狂歡聲常常使這位過著半是被迫半是自願的流放生活的隨軍牧師躺在帆布行軍床上翻來覆去難以入眠。他偶爾吃幾片藥性溫和的藥丸助他入睡，可那些藥丸對他沒有什麼作用，而且事後他還要內疚好幾天。

唯一和隨軍牧師一起住在林間空地上的是他的助手惠特科姆下士。惠特科姆下士是個無神論者、也是個心懷不滿的部下，因為他覺得他做隨軍牧師的工作能比牧師本人做得好得多，因此他把自己看做是被剝奪了基本權利的社會不公正現象的受害者。他住在一頂同牧師的帳篷一樣寬敞的方形帳篷裡。自從有一次他發現自己做了錯事牧師竟沒有懲罰他之後，他便公開地對牧師採取粗暴、蔑視的態度。空地上的兩頂帳敞間至多不過四五英尺。

是科恩中校為牧師安排了這種生活方式。科恩中校認為，有一條很好的理由讓隨軍牧師住在大隊部大樓之外，那就是，牧師像他的大多數教徒那樣住在帳篷裡能使他與教徒之間保持更密切的聯絡。另一條重要的理由是，讓牧師一天到晚呆在大隊部周圍會使其他軍官感到不自在。同上帝保持聯絡是一碼事，他們都贊同這一點，但讓上帝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呆在身邊就是另一碼事了。總之，正如科恩中校向那個極度緊張不安、眼珠突出的大隊作戰參謀丹比少校所描繪的那樣，牧師的日子過得很輕鬆，他只要聽聽別人訴說煩惱，舉行葬禮，看望臥床不起的傷病員和主持宗教儀式。科恩中校指出，現在已不再有多少死人需要他去舉行葬禮，因為德國戰鬥機的反擊基本上已經停止，還因為，據他估計，將近百分之九十的現有陣亡人員不是死在敵軍防線之後就是在雲層中失蹤了，因此牧師根本用不著去處理屍體。再說，主持宗教儀式也不是什麼太勞累的事，因為每週只在大隊部大樓裡舉行一次，而且參加的人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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