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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都不加分辨地主張，政府是有理性的，不僅如此，在整個改革程序中，無論是主動地還是被動地，無論是先機而發還是因勢利導，政府也都表現出充分的理性。同時，這樣兩種意見實際上還不加分辨地確認，改革的結果，不論是政府主動發起的措施還是政府被動採納的主張，都是經由政府的政策調整或新式制度的創設而得到確定，因而也單面性地體現了政府理性的結果。

從“溫嶺模式”的出現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建設程序，無論是在其悄然的發起階段還是在目前艱難的深入時期，顯然是一種多元力量參與的複雜互動過程，單面性地強調社會自身的運動或政府主動的導向都不可能給出圓滿解釋。在參與中國改革的多元力量，特別是政府一方，當然是有其特定的理性的，確切地說，政府政策是依據其理性判斷而採取的或調整的，但其最後結果未必就是這種理性的直接結果。同時，政府理性必然又須經過政府內部的複雜互動，經由少數人的推動到多數人和上級的認可這樣的過程，一如“*懇談會”經歷了初期、中期和目前的變遷所表現的那樣。然而正是在這裡，我們可以對中國的*建設抱持一種相對樂觀的判斷：中國的*建設是為一個持續漫長而又變化深刻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政府本身會發生變化，其面對的社會也會發生變化；制度創新會在其發展過程中生髮出在創新之初全然未曾出現的新的因素，換句話說，*建設會在相當程度上創生出自我強化和自我執行的新的機制。就此而論，我們對“溫嶺模式”的關注與其說是興奮地發現和樂觀地期望曾經在溫嶺發揮作用的諸多因素，能夠隨著改革程序而在其他地方得到再現，倒不如說是其中所提示的路徑和方向、壓力和動力以及複雜互動的過程等問題所綜合構成的*建設發展前景。

當然，溫嶺的故事遠未結束，我們對溫嶺的研究更是剛剛開始，我們的思考還有待於溫嶺提供更多的素材和啟發。

張小勁，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本文選自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大國策》叢書。

民主之困局與出路：對中國政治改革經驗的反思（1）

*之困局與出路

——對中國政治改革經驗的反思

燕繼榮

隨著20世紀*十年代*化“第三次浪潮”的到來，*化已成為政治發展研究的核心議題和重要內容。*既是普遍的，即它具有的某些核心內容可以適用於全球；同時它又是特殊的，即所有國家和地區都以各自的方式實踐著*。*是社會發展過程中民眾的必然要求，*化是全球化背景下民眾與當局博弈的過程和結果。所以，正確的態度是順應*化發展的世界潮流，透過積極進行政府創新（government　innovation）來拓展有效的政治發展空間，尋求和培育新的制度生長點，逐步建構一種能夠應對民意挑戰的政治體系，這樣才能化解*化等方面的壓力，走出*的困局。

*是一種世界性程序

一般認為，*制度起始於古希臘時期，被理解為“人民統治”，用中國人的話語來表達就是“人民當家做主”。

希臘人在兩種不同意義上使用“demos”：通常它指整個公民團體，即全體希臘人。在*城邦裡，公民大會正式決議開頭一句話就是“The　demos　has　decided”（人民決定）。“demos”在這裡就指公民集體。但有時它也指普通民眾（the　mon　people）或者窮人。在平民看來，*政治的特點在於其全民性，而反對*政治的貴族則強調其窮人或平民掌權的一面。由於普通民眾從貴族手中奪取了政府的控制權，所以，在古希臘，貴族出身的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如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人都把*視為“暴民政治”或“愚民政治”。不管怎樣，古希臘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