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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元年，加封孔子，行科舉。明年，定祭孔之例。順治三年，以滿文翻譯明朝的《洪武寶訓》（即朱元璋語錄，是明代的&ldo;祖訓&rdo;），世祖御製序言，頒布天下，表示要與天下共遵明代的祖訓。這些舉動，不啻象徵滿洲已向華夏曆代開國之君看齊，要繼承由秦、漢以來延續至宋、明的&ldo;正統&rdo;，而不是像一些&ldo;夷狄&rdo;勢力那樣，僅僅試圖用武力去顛覆華夏傳統。近代以來關注政治制度的史家，如錢穆、雷海宗等，曾說過，二千年中國的政府權力（或曰政治上的主流意見）在大部分時間實都由士大夫群體掌控，絕非簡簡單單一句&ldo;獨裁&rdo;（君主專制與獨裁大有區別）可以概括。錢穆甚至說，中國的傳統&ldo;一向是偏於法治&rdo;的，中國社會亦&ldo;早已是一個平等的社會&rdo;。法治、平等云云，可以討論；士大夫治國則是極有見識的判斷。自陸賈對劉邦說了一句&ldo;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rdo;，歷代有識帝王無不心領神會，認識到&ldo;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rdo;這種無賴態度是行不通的，於是，不管是舊貴族還是小流氓，只要打了天下，九五之尊都不得不與熟讀詩書計程車大夫們&ldo;共治之&rdo;，而不敢但憑一己私意任性胡來。而士大夫之所以成為中國歷史上一種最主要的政治勢力，則在於他們不但在制度建設上具有專家的技能，而且能夠集體出狀證明政權的合法性。他們之所以能夠提供合法性，則在於他們所遵信的儒家之道。對於儒學以及儒學代言人‐‐士大夫在制度化和合法性方面所起的作用，孟森有一句極精闢的評價：&ldo;中國歷代草昧時之陋態，經儒家以六經為標幟，以孔子所舉之堯、舜為歸極，乃漸入於國家之正軌，此所以為萬世師表也&rdo;；世祖開國即引入儒學，無疑就是對這個評價的讚許。當然，此應歸於攝政王多爾袞，蓋世祖時尚年幼，軍令政令具出諸多爾袞也。多爾袞於&ldo;草昧&rdo;之時，即究心於意識形態，並在軍國大事上堅決貫徹儒學原則，其見識遠高於當時諸公矣。多爾袞雖於身故後被世祖打倒，到了高宗（乾隆）朝，還得為他平反昭雪，此亦其光輝終不磨滅之一證。

儒學對滿清立國及其八旗制的影響，既已略述，然八旗制之式微變質，猶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清軍入關，初期兵力自以八旗兵為主，但是，時間一長，地域更廣，則區區十八萬旗兵，實在不敷呼叫。要逐一追剿明帝後裔在南方建立的流亡政府，要維護各佔領區的社會秩序，防杜民間騷亂，非有更多兵力不能為功，於是，綠營興焉。然欲述綠營，先得介紹漢軍。

漢軍者，何謂？曰：漢人組織而成之旗也。入關前，明軍中向滿洲投降的漢人，自成牛錄，不與滿人混同，滿語稱為&ldo;烏真超哈&rdo;（其意為重兵）。清太宗秉政初期，將漢人牛錄編為一旗，後因歸順漢人數量漸增，遂於崇德七年分編為八旗。至此，清國武裝力量便分為三大支：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前謂十八萬旗兵，則包括滿、蒙、漢共二十四旗言之。清軍入關，碰到兵力不敷呼叫的困難，而關內明軍望風而靡，降者甚眾，當其時收編降人成軍，令其作戰駐防，正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清帝不就說過：&ldo;自古漢人逆亂，亦惟以漢兵剿平，彼時豈有滿兵助戰哉？&rdo;且既已設立漢軍，那麼，將這些降軍編入各旗，更為便捷。可是，入關後，這些降軍卻被組織成另外一支軍隊‐‐綠營，而不令補入漢軍，其意何居？

吾國向重資歷，滿、蒙、漢三種八旗，建立固有先後，待遇因有差別。在清代帝王心目中，滿洲與己同族，且共同草創大業，自是第一等臣民。蒙古人曾建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