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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豹，送至建康斬之。”蔡豹有戰敗之失，罪不至死，蔡豹之死，疑與他的流民帥身分以及企圖南來情節有關。流民帥在北方多少有過戰功，在阻滯石勒南下，保護江左*方面起過作用。正因為如此，東晉朝廷更是提防他們，唯恐他們有恃功反噬之心。這正是東晉*非常虛弱，只以門戶利益為重的一種表現。

流民帥少有內輔京師以備宿衛的機會，與東晉*互相猜忌，所以他們也都不願脫離自己的部屬和集團，貿然過江，以為朝廷緩急之用。他們最擔心的是被朝廷奪兵。祖逖過江，其兄納、弟約均居官建康，逖本人也曾被徵為琅邪王軍諮祭酒，但逖仍居京口，不離部眾。王敦首次進逼京都，元帝曾召居蘭陵相的流民帥蘇峻討伐王敦，蘇峻觀望形勢，遲迴不進，也是由於有所顧忌。此當為永昌元年（322年）春間之事，其時郗鑑尚未南來，流民帥與東晉朝廷之間，尚未打通關節。

（3）用流民帥平王敦之亂

郗鑑與明帝密謀討伐王敦，在太寧元年（323年）八月間。翌年七月，王敦所遣王含、錢鳳之兵臨建康，越十五日即有蘇峻、劉遐等流民帥之兵迅援建康，扭轉了局勢，亂事悉平。由蘇峻受詔入援而“遲迴不進”，到蘇峻等火速進衛建康，轉變如此之大，我認為必有郗鑑（可能還有桓彝）折衝於朝廷與流民帥之間所起的作用。但是事密無聞，今天只能在零散史料中鉤稽探賾，以約略窺其梗概。

關於劉遐、蘇峻諸軍入援始末，《晉書》紀傳散載事蹟如下：

《郗鑑傳》：太寧元年郗鑑自合肥還臺，“遂與帝謀滅敦”。傳文既而敘王含、錢鳳攻逼京都，郗鑑固辭衛將軍軍號之事，而不言議召蘇峻、劉遐。

《劉遐傳》：遐於太寧初移屯泗口。王含反，遐與蘇峻俱赴京都，未言有詔見召。

《蘇峻傳》：王敦復反，郗鑑議召峻及劉遐入援。

《王敦傳》：王導自建康遺王含書曰：“得徵北告，劉遐、陶瞻、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同辭……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具如檄旨。”檄旨指同傳所載明帝討王敦之詔，其中調遣兵將一段提到劉遐、蘇峻，但通篇不及郗鑑。看來“不謀同辭”云云並非真正“不謀”，只是王邃、王導不知或佯作不知郗鑑有密謀於其間，故有此語。

《明帝紀》：太寧二年六月丁卯，廣設軍號，以王導為大都督，溫嶠、卞敦、應詹、郗鑑、庾亮、卞壺等各有軍務職守，其中郗鑑為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詔徵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約、兗州刺史劉遐、臨淮太守蘇峻、廣陵太守陶瞻等還衛京師。《明帝紀》于軍事調遣交待清楚，只是無點睛之筆，沒有點出擘劃主要來自郗鑑，以及郗鑑本人固辭軍號之事。

記載此事近於全豹的，是《通鑑》。《通鑑》太寧二年六月丁卯記事，其廣設軍號以及以郗鑑為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據《明帝紀》；郗鑑固辭衛將軍軍號事，據《都鑑傳》：郗鑑請詔徵蘇峻、劉遐，據《蘇峻傳》；劉遐、蘇峻軍迅速入援，據《劉遐傳》及《蘇峻傳》；於郗鑑所請詔徵蘇、劉以外，還詔徵王邃、陶瞻等人以為襯托，據《明帝紀》。《通鑑》敘事翔實可靠，只是沒有把都鑑請詔徵劉遐、蘇峻之事，及郗鑑與明帝謀滅王敦之事聯絡起來考察。據我看來，前一事正是後一事的具體內容，因為滅王敦之謀首要的問題在於弄清有什麼武力可以使用。郗鑑請明帝詔徵流民帥，有首策之功，所以得以在滅王敦之役中受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之命；但是由於他與明帝相處的歷史不長，他又不能不顧王導、庾亮、溫嶠、卞壺諸人而貿然出就衛將軍之職。

郗鑑以流民帥的地位，為晉明帝擘劃用流民帥以滅王敦之策，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引流民帥入京都，對東晉有危險性，自然為當朝所忌諱。如果不是像都鑑這樣有一定的門戶背景和社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