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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我在公園或樹林裡遊覽，會帶上自己的女兒，我常常觸景生情地想到：這裡很像是某某作案現場，我們在那兒發現了一個被害的八歲兒童。雖說我很擔心孩子們的安全，但是接觸的慘案實在太多，因此對她們輕微的擦傷碰傷並不十分在乎。有一次回到家，帕姆告訴我一個女兒騎腳踏車摔了一跤，傷口要縫上幾針，我馬上就聯想起對某個同齡遇害兒童的驗屍過程，以及為了便於下葬法醫縫了好多針才合上傷口。

帕姆有自己的朋友圈子，她們熱衷於當地的政治活動，而我對此毫無興趣。由於我外出辦案的時間很多，撫養小孩、支付帳單和維持家計的重擔就落在了帕姆一個人的肩上。這是我們當年婚姻中的諸多問題之一，而且我心裡明白，至少大女兒埃裡卡已經意識到我們之間的這層緊張關係。

我對調查局聽任這一切的發生耿耿於懷。回到家一個月後的一天，我在後院裡焚燒落葉。由於一陣衝動，我進屋取出了家中存放的所有檔案資料和寫成的文章&r;，統統付之一炬。擺脫這些東西讓我感到痛快。

幾個星期以後，我能重新開車了，便來到匡蒂科的國家公墓看一看原先要掩埋我的墓位。墓位是根據死亡日期排序的，假如我真的死於12月1日或2日，排給我的墓位可真是糟糕透了。我注意到，與之為鄰的正巧是一位小女孩的墓位，她在離我家住處不遠的車道上被人用刀捅死。我查辦過此案，至今它還懸而未決。我佇立墓前沉思之際，回想起自己不知多少次建議過警方，要監視那些我認為兇手可能會光顧的墓地。要是警方此刻就在附近監視，並且將我作為嫌疑人抓獲，那將多麼具有諷刺意義呀。

在西雅圖病倒四個月之後，我依舊休著病假。雙腿和肺部因併發症和長期臥床而出現了淤血，我依然覺得每天都在掙扎中度日。我不知道自己在體力上是否還能重新工作，就算是能重新工作，是否還會有自信心。這一期間，行為科學科教學組的羅伊&iddot;黑茲爾伍德工作量大增，他承接了繼續辦理我曾接手的案件的重任。

我於1984年4月首次重返匡蒂科，向來自局裡外勤工作站的一組五十來個在職特工講課。我是穿著拖鞋走人教室的，雙腿因淤血依舊浮腫，一進門就受到了這些來自全美各地特工的起立鼓掌歡迎。這種反應是發自內心的，是真誠的，因為這些人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我所從事的工作和我在局裡努力開創的事業。這是我好幾個月來頭一回感覺到自己受到了別人的珍惜和賞識。我還有一種回到家的感覺。

一個月以後，我重新開始全天工作了。

1兇手的心理

把你自己擺在獵手的位置。

這就是我必須做的事情。設想一下，有這樣一部反映大自然的影片：非洲的平原上立著一頭獅子。它發現池塘邊有一大群羚羊。但不知為什麼，從獅子的眼神中我們可以看出，它已在幾千隻羚羊中緊緊盯住了其中一隻。這頭獅子訓練有素，能夠觀察出羊群中某隻羚羊的弱點，由於這些與眾不同的特點使其最有可能淪為犧牲品。

某些人的情況正是如此。假如我是一名兇手，就會每天外出尋找獵物，尋找下手的機會。比方說吧，我正在一處購物中心，其中容納有好幾千位顧客。我走進遊戲機廳，一眼看去有五十多個孩子在玩遊戲機。此刻我必須成為獵手，必須成為側寫家，必須能側寫出那個潛在的獵物。我必須弄清楚這裡五十多個孩子中哪一個易受攻擊，有可能成為受害者。我必須觀察這個孩子的衣著打扮。我必須訓練自己從這個孩子的手勢、表情、姿勢裡捕捉線索。而且，我必須在一瞬間之內完成這一切，因此必須精於此道。然後，一旦做出了決定，一旦要下手，我就必須想好如何才能不動聲色地、不引起任何驚慌或懷疑地把這個孩子弄出購物中心，因為他或她的父母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