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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他的倔犟，沒有上下文，說時，提高了嗓音，一字一頓：

不是不要，在乎要法，與其要法，不如不要。

他當然並非是在說葬禮，而葬禮也是一種「要」。不能問他了。當他被扶起坐好，簽署檔案，他惦念的是紛紛遺稿，沒一句提及葬禮。

在花叢、靈臺與大門口的近十米間距，圍欄豎了起來，弔客陸續增多，漫進大廳。不少學生模樣的男女，好年輕，一聲不響，靠牆站開。九點前，我記得自己與熟悉或初識的來人握手說話，或在門口，或在休息室，同時，工作人員不斷走來確認種種瑣事。曹立偉，我在美院與紐約的老友，居然趕到了，才剛伸手一握，他扭頭望見先生的遺像，猛地，撫臉哽咽（一九九〇年前後，先生一度借宿他家）。沈師傅，趁我稍空的當口探頭說道：「問問領導，接下去我和阿姨還在老先生這裡做事麼？」（是啊，人的離去是被這樣的家事提醒。）春陽來了，瞧見大廳的佈置，破涕而有笑意：「很好看，很好看！」這麼說著，卻又眼淚淌下來（初起是她夫婦親送先生來桐鄉治病，此番再來，已是先生的喪儀）。在紛亂的人叢中，小代、小楊顯得次要而孤單，無所事事，來客不知道他們是誰，我卻多年見慣了同一的情景：木心身邊，就是他倆，如先生的家眷，也如我的孩子。

八點半，還是九點？忽然，昨日輯錄的音樂響起來，漫溢全廳。先是巴赫《十二平均律》的連串琴擊，明亮愉悅，漸次增高、遞進、飛散，接著是莫扎特《安魂曲》的集體女聲，絕望透頂，升舉盤旋：這裡不是教堂，而這異質的文化即便在一座中國的殯儀館，亦如霸權，挾持西來事物的律令與強勢，堂而皇之，籠罩人群，不顧人群，以音樂自己的主張，宣說行進——奇怪，在北京選取樂章及在烏鎮輯錄時的得意、興奮，全然消褪了。我幾乎沒在聽，或者，竟未聽見，此刻寫著，這才「想起」那天的靈堂樂音——人愈來愈多了，紛然嘈雜，漸漸聚到圍欄跟前，正對花叢環繞的靈臺，對著遺像中的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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