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2/4 頁)

起；北疆中俄璦琿割讓條約墨汁未乾，西陲阿古柏分裂中國的美夢又差點圓成……

飽嘗國破家亡的中華民族致力於尋求一條獨立自主之路，曲折多舛的民族命運，賦予了中華兒女特定的歷史任務。在帝國主義列強肆無忌憚地侵略中國，奴役中國人民，中國一步步地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過程中，中國人民逐漸認識到對外交流，學習外國長處的重要性。一些仁人志士也在努力尋找開放興國的道路。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魏源）的思想，到“款既籌不出，時又等不及，我們就要用此開放主義。凡是我們中國應興事業，我們無資本，即借外國資本，我們無人才，即用外國人才，我們方法不好，即用外國方法。物質上文明，外國費二三百年功夫，始有今日結果。我們採來就用，請君看看，便宜不便宜？”孫中山著：《總理全集》（第2卷），第145頁。觀點的提出，從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掀起的“洋務運動”，到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的“戊戌變法”運動，這些均由於種種歷史條件的限制，最終只能成為一種良好的願望而未能實現，事實上也根本無法實現。因為，沒有國家的獨立、主權，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對外開放的。鴉片戰爭以後，雖然英國的大炮破壞了中國皇帝的權威，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雖然在西方列強的侵略下，國門大開，中國與外界的經濟文化交流劇增；但是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國家的主權並沒有掌握在中國人的手裡。因此，準確地說，鴉片戰爭後中國近百年的對外經濟、文化交流，實質上是被剝削、被掠奪、被奴役的過程。總體上來說，這種對外經濟文化往來不可能使中國日益走向繁榮富強，而只能使中國成為外國資本主義的附庸。這就是中國近代史的帶有悲劇色彩的第二種開放形態。

（一）民族振興之路（3）

1949年10月1日，伴隨天安門廣場28聲禮炮的巨響，中華民族終於推翻了壓在身上的“三座大山”，結束了被帝國主義侵略、奴役的屈辱歷史。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人民在對外經濟文化交流方面又面臨著新的嚴峻的考驗。

新中國成立初期，由於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為了扼殺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對我國採取敵視和封鎖政策，使我國的對外交流和經濟技術合作基本上限於與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進行。但是到20世紀50年代末期，國內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國外中蘇關係急劇惡化，加之，帝國主義加緊對我國的經濟封鎖，致使剛恢復和起步的我國經濟遇到了罕有的困難，我國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力更生進行經濟建設，並勝利地渡過難關。在這之後，恰恰正是世界科技革命大潮洶湧，產業結構轉換機遇撲面而來，世界經濟飛速發展時期。但是，我們卻由於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愈來愈嚴重，對自力更生的理解也越來越片面，特別是震盪五洲的“*”的嚴重破壞，在對外經濟關係方面不僅沒有任何發展，反而在批判所謂“崇洋媚外”、“洋奴哲學”、“賣國主義”的一片聲中，關起門來，熱衷於窩內的“鬥爭哲學”，閉關自守發展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窮得快吃不上飯了，還說什麼只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對此，*作了十分精闢的分析和總結：“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係，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等。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後來，‘四人幫’搞得什麼都是‘崇洋媚外’、‘賣國主義’，把我們同世界隔絕了。”*：“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載《*文選》（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2頁。這樣使新中國成立後，我們同發達國家在經濟、技術上一度曾經縮小的差距又重新拉大，甚至導致整個國民經濟臨近崩潰的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