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頁(第2/3 頁)

為改革爭取到了強大的輿論支援。王莽在政權未穩、未取得社會共識之際，就匆匆變法，缺乏廣泛的民意基礎，而且他推行的眾多改革措施‐‐特別是幣制改革從一開始就讓基層民眾受損。

在集權式改革與民間財富的關係上，任何集權式的經濟改革從本質上來說都不是為了促進生產力，而是透過財富的重新分配，使中央政府獲得更多的經濟權益。漢武帝變法建立在七十年&ldo;文景之治&rdo;的厚實基礎之上，長期的休養生息為國營化政策留下了巨大的斂財空間，而且財富藏於民間商人之家，易於剝奪。王莽則沒有這樣的社會條件，西漢末期財經疲弱，天災不斷，而且，龐大財富握於官商一體的世族集團之手，搜刮的難度自然大增。

在改革與官僚執行能力的關係上，劉徹是一代雄主，心狠無情，手段霹靂，他在改革中有效地發揮了能臣以及酷吏的作用，在不同的階段用不同的官吏，用之深寵，過之則棄，絕無拖沓。而他與桑弘羊的合作關係長達四十餘年，如同一對政治夥伴。王莽用人多疑，好換將帥，沒有一支忠心高效的執行團隊。

一場大的社會變革如同空間重構，疏處應可跑馬，密處必不容針，王莽變法缺乏系統思考和風險預警，魯莽激進，漏洞百出，失敗乃題中之義。

劉秀對世族開戰的失敗

王莽被殺後，劉秀稱帝，建立東漢政權。劉秀是南陽的遠裔劉姓宗族，他這一脈宗族正是王莽想要削弱的地方世族勢力，跟隨劉秀建立東漢政權的&ldo;雲臺二十八將&rdo;，大多是豪強世族，戰爭時期，地方勢力乘機廣佔田園，營建塢堡，擁兵自重。

劉秀披上帝袍之後，馬上轉換角色，仍然要削弱世族勢力。政策的動刀之處，還是土地兼併和人口兼併。

東漢政權延續了西漢的名田制度和戶籍制度。《資治通鑑》中多處提及，朝廷下令&ldo;吏民不得田宅踰制&rdo;、&ldo;商者不農&rdo;等，劉秀也數次下詔釋放奴婢，可是成效卻非常微小。到了公元39年，在執政十五年之後，劉秀終於痛下決心，下達了著名的&ldo;度田令&rdo;，要求全國嚴格檢核墾田頃畝和清查戶田，以徹底杜絕兼併之勢。可是，&ldo;度田令&rdo;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強烈的反對，劉秀為了殺一儆百，處死帶頭鬧事的大司徒歐陽歙，其弟子千餘人集體上書求情，劉秀不準。為了對抗，各地豪強紛紛武裝暴亂，劉秀四處彈壓，恩威並施，總算把叛亂平息了下來，可是，豪強勢力實在太大，頑疾始終不能徹底根除。到了後來，劉秀一聲嘆息，只好與之妥協，他留下了八個字，曰&ldo;苟非其時，不如息人&rdo;，也就是自認時機不到，不如息事寧人。

中國自從形成大一統的帝國模式之後，歷朝新建，首要任務必是&ldo;削藩&rdo;，&ldo;削藩&rdo;成功，中央集權可得，&ldo;削藩&rdo;不成，中央與地方、政府與財閥的權力和利益之爭必永無寧日。東漢初建，豪強除而不盡，光武帝就學不成漢武帝了。

東漢一朝再沒有出現強權皇帝，世族力量非但沒有削弱，反而日漸增強，史家唐長孺認為：&ldo;州郡僚佐中所謂大吏右職照例由本地大姓壟斷。大姓冠族每郡只此數姓，所以州郡大吏就帶有世襲性。……我們認為東漢時期的地方政權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當地大姓、冠族控制的。&rdo;76在莊園經濟之下，自由的民間工商業者顯然並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各地方豪強一方面握有行政權力，另一方面又利用各種專營政策，形成了無與競爭的世族經濟。

</br>

<style type="text/css">

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