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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紹述&rdo;的名義，恢復了二十五年前王安石所行新法，如方田、如榷茶等等。並且又慫恿徽宗將司馬光以下一百二十人列為&ldo;元祜奸黨&rdo;，以後更擴大其名單為309人，鐫石於全國州縣，以便分辨&ldo;忠邪&rdo;，皇室不能與他們通婚姻，他們的子孫也不許來開封。王安石則配享孔廟，成為孔孟之外的第三個聖人。

於是&ldo;宋人議論未定，金人兵已過河&rdo;。這還不算，即偏安江左，南宋人仍沒有放棄由於王安石新法所引起的爭執。最近何湘妃發表的一篇文章，即指出宋高宗趙構朝又在修改&ldo;神宗實錄&rdo;和&ldo;哲宗實錄&rdo;，也還是向王安石重新批判。

今日九百年後我們從長時間遠距離的姿態讀歷史，已無從確定以上各人的忠邪，同時也無此必要。如章淳和蔡京確係能幹，而前者跋扈，後者諛幸，但是&ldo;宋史&rdo;把他們兩人一體列入&ldo;奸臣傳&rdo;裡，又未免太簡化歷史，並且蘇洵斥王安石等&ldo;囚首喪面&rdo;以論詩書，宣仁聖烈高後在《續資治通鑑》裡被讚揚為&ldo;女中堯舜&rdo;，也都是一面之辭，只能融合中國傳統以粗淺的道德觀念批評歷史人物的辦法，這中間只有至善及極惡。我們如被這些觀念矇蔽就容易忽視我們自身讀史之目的之所在。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端在他的經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ldo;新法&rdo;，要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他與司馬光爭論時，提出&ldo;不加賦而國用足&rdo;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也是刻下現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只是執行於十一世紀的北宋，則不合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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