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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和班固
司馬遷作《史記》,完成於漢武帝末年。班固作《漢書》,書未成而作者因過去與外戚竇憲的關係,死於獄中,事在和帝永元四年。一屬西漢,一屬東漢,相去公元前及公無後各約90年。我們今日看來,這兩部書好像聯袂而出。其實它們間隔了180年的距離,等於我們之去前清嘉慶年代。
《史記》和《漢書》一為私人著作,另一書稿則經皇帝看過,有國史的色彩。司馬遷自稱&ldo;成一家之言&rdo;和&ldo;藏之名山&rdo;,已經和班固作書的宗旨不同。況且《史記》是通史,《漢史》是斷代史。兩位作家的個性癖好不同,也使他們取材行文之間,有相當的出入。然則公元前90年和公元後90年,中國的作家和思想家所處的環境已有大幅度的變化。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在於漢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議,罷斥百家,獨尊儒術。其實漢朝立國行雜霸之制,有法家思想,文景之際,施政又有道家精神,董仲舒自己的著作,還參和著陰陽五行的萬分涉及災異。總之整個漢代思想,是一種有選擇性的大綜合,早經中外學者闡釋。我們在這裡要特別強調指出的,董仲舒之尊儒,並不是以尊儒為目的,而是樹立一種統一帝國的正規思想,這有他自己的言辭為證。他曾對漢武帝說: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異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紀統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這段話否定學術的獨立性,坦白的承認提倡學術,旨在支援當今政權。武帝之置五經博士,立學校之官,策賢良,都根據這宗旨著眼,從此中國龐大的文官集團,有了他們施政的正統邏輯。司馬遷和董仲舒同時,他讀書不受這政策的影響。而班固年輕時&ldo;正規的&rdo;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礎。況且後漢創業之主光武帝劉秀自己就曾為大學生。第二個皇帝明帝劉莊更以學者自居,曾在辟雍(大禮堂)講尚書。第三個皇帝章帝劉坦親自在白虎觀制定五經異同,班固也在列。在這種政權領導下的環境裡著書,就難脫離國家所定標準的束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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