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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些資料看來，再加歷史的證明，我們可以說漢朝四百多年內，文化生活已有很長足的進步。在多方面講，中等以上住戶的生活，較之近世紀，已無顯著差別。中外學者一致將這成就歸功於兩漢的重農政策。政府既竭力培植小自耕農，而冶鐵公賣，則西漢全國統籌，東漢各地作主，也使標準農具普遍的及於一般農戶。而且地方官員經常興水利，論穡稼，有如《漢書》及《後漢書》循吏傳之所敘。從這些方面看來，中國的初期統一，以淳樸雷同的法制加於廣大的地區，不是完全沒有好處。同時在這種原始的重農政策之下，東漢與西漢，也確實有承前接後的聯絡。若非如此，則其人口與版圖，就甚難如此互相湊合。

但是這問題仍可倒轉來看：要是兩漢確是一脈相傳，何以兩個時期的歷史學會有這樣大的差異？今日我們展讀西漢的歷史，不期而然的會感覺到內中有很多令人興奮，令人竦懼，令人嗟嘆，令人驚訝的地方。這種特點，很難在東漢史裡看到。即使現今《劍橋中國史》的主編人denisitchett也曾經對我說找不出一部讀來令人覺得滿意的後漢史。這原因又在什麼地方？

從現代的眼光看來，西漢帝國仍在草創時代，即是文景之治，武帝之用董仲舒的思想管制，霍光的專權，宣帝的稱雜霸，都離不開一種試驗性質，所以能勾動讀者的好奇心。東漢的君主，就沒有這種創作的機會。其中主要的原因則是帝國的粗胚胎穩定之後，立法不能展開。君權既要保持各地方的對稱與均衡，就無從分割，也不能根據實況合理化。這情形曾引起仲長統說，三公都是虛設，到頭仍是寡頭政治。同時官僚機構的組織，由上至下，只用刑法做主宰，沒有民法的支援。法律既不能相次展開，民間經濟發達到某種程度，政府在技能上無力處理社會所產生之各種繁複問題。朝中的權力鬥爭，卻仍以道德名義作張本，其中女後，外戚，宦官，朋黨攪作一堆，公事與私事混淆。今日之讀史者，除了覺得資料重複，糾纏羅索之外，也很難分析其後面問題的真面目，更難判斷誰是誰非。

嚴格講來，東漢或後漢只有起首的三個君主能有所作為；此即光武帝劉秀之&ldo;中興&rdo;，明帝劉莊的用嚴刑峻法鞏固其帝國，並用各種建築及儀禮使君權神秘化和美術化，與章帝劉坦之重申儒家宗旨，以加強施政時道德力量的支援。

而其實也只有&ldo;中興&rdo;是創舉。承認&ldo;中興&rdo;，則西漢與東漢是為一元。

這樣看來，東漢的歷史沒有寫得好，也不足為怪。一個國家的法制逾400年沒有實質的改進，其行政不能表現活躍與生機，只好說是時勢所必然。紀西漢的《漢書》提供刑法志，食貨志和溝洫志等材料，紀東漢的《後漢書》則全部付諸闕如，而代以很多列女，蛇孽，法冠，赤綬的敘述。這和作史者的眼光手法不無關係（《後漢書》也和《漢書》一樣，並非出於一人手筆），而當中仍有一個關鍵，則是從長期的歷史眼光看來，後漢因襲前代過甚，只能繼續充實一個原始型以小自耕農作基幹的大帝國，不能替中國找開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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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光武中興

光武帝劉秀，是中國歷史上典型的成功人物。但是要說他&ldo;內聖外王&rdo;，則甚為牽強。況且我們今日評議他，也不是以評議人物為目的，而是因為原始材料缺乏敘述社會剖面的文章，我們只能從上層人物之作為，順帶看出當日社會中層與下層的一般概況。

劉秀的六世祖為長沙定王，是西漢景帝的14個兒子封王者之一。以後他的祖先歷經侯，太守，都尉，縣令，疊次由貴族下降，經過上層中層官僚的身分而至一般平民。王莽時代，劉秀曾在長安上學，因為資用不給，他和同學集錢買驢，而由從僕牽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