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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財政不容商業化，已在&ldo;王安石變法&rdo;一章論及。其最重要的關鍵，還是官僚政治，無從個別的而且確切的保障私人財產權益。其背景則是以大量小自耕農作當兵納稅的體制不能廢除，中層缺乏有效的聯絡。既無財力遍設法庭，也不容各地地方習慣自創系統，同是小民也不能聘用律師。如是司法與行政不分，縣級官僚萬能，他們所能掌握的也是簡陋的刑法。政府管制之所不及，則靠宗法社會的家族首長支撐。不僅宋朝如此，明朝16世紀的好官海瑞尚在他的文集裡明寫出：&ldo;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rdo;這樣一個法官，尚未開堂審案，就已將他自己的偏見明白寫出，也只能在中國出現。其結果則是真理與威權，全是由上至下。負擔最重的人們，也是最無力負擔的人們。而且這種體制，也靠均一雷同的環境作主：一有變態則毛病與問題更不可爬梳。前面我們已經檢討過宋朝的折稅與和糴產生&ldo;以錢較絹，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倍於錢&rdo;的情形。傳統中國又從未開設商業特別的法庭，商業資本不可能在這種環境裡繼續集累。因其缺乏組織與結構的縱深，商業也只能大體保持原始的農村內的企業形態。

於是相對於現代西方社會的長處有如經濟多元化，中國則以普遍的種米麥備饑荒為著眼。長期如此，其生活程度不能增高，也無普遍的製造高階商品之可能。工資既無法增高，也無發明節省勞力的機械之必要。這種種原因，限制高度的分工。最後擔任科技之設計者一般為匠役，而不是有學識的專家。

我這一段仍在談宋史，更要著重理學之興起。可是剛一扯上這題目，中外學者都認為這屬於哲理分析的課程，很少人注重它是一種歷史產物。

宋元理學，原稱道學，《宋史》即有&ldo;道學傳&rdo;。但是道學這一名詞為時人取用，似在南宋。1183年吏部尚書鄭丙上疏，提及&ldo;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rdo;。監察御史陳賈也對孝宗趙春說及：&ldo;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及謂己獨能之。&rdo;他們攻擊得最嚴苟的物件，乃是朱熹。

然而朱熹繼承北宋程頤之學。&ldo;道學傳&rdo;就說：&ldo;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rdo;而程氏兄弟又曾向周敦頤受學，周敦頤所作的《太極圖說》則間接的得自五代至北宋初年一位神秘人物，世稱&ldo;華山道士&rdo;的陳摶。所以以上諸人，而更有張載，因為他也極端的崇仰二程，都受有陳摶的影響。《宋史》&ldo;隱逸傳&rdo;則說及&ldo;摶好讀易，手不釋卷&rdo;。所以理學以儒為表，以釋道為裡，在正心誠意之間加上了一段神秘的色彩，又歸根於一種宇宙一元論，更提倡有一則有二，有陰則有陽，有正即有邪，都與這受學的源流有關。

朱熹是一個容易惹是非的人物。《朱子大全》裡面有很多他自己做地方官的檔案，裡面看出他為人精細，處置事件也有條理，所以孝宗曾說：&ldo;朱熹政事卻有可觀&rdo;。可是他一列於廟堂，就品評是非。朱熹初年秉承他父親的遺志，主張拒絕向金言和。後來他卻反對韓佗胄的北伐。可是他又不像孟子一樣的說&ldo;此一時也彼一時也&rdo;；而標榜&ldo;言規恢於紹興之間（1162年前）者為正；言規恢於乾道以後（1173年）為邪&rdo;，這已經將一個技術問題當作一個道德問題。他在1188年諫孝宗：&ldo;陛下即位27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rdo;這已經相當唐突。而他接著以解釋皇帝之無成就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