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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這問題有密切關係而待澄清的，則是有些歷史家把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君主專制，解釋成為一個&ldo;封建社會&rdo;，極不合理，與宋朝的情形尤其是文不對題。封建著重地方分權。皇室只責成諸侯對中央有一定的貢獻，其采邑內部的處理，由他們自行裁奪，中國的傳統則是皇帝派遣官僚到各處向全民抽稅，我們稱之為&ldo;官僚主義&rdo;，這是一種中央集權的特殊辦法，迄今還沒有一部專書，縷列其中各種特徵。

我個人長期研究其財政與稅收的情形，則發覺這種體系，包括過廣，下面的單位過於瑣碎，在傳統的交通通訊條件之下，官方無法確悉每一納稅人的資產，尤其無法追究其轉買頂當。至於抽累進稅，更是技術上為難的問題。於是隻在鼓勵小自耕農各安本業，又竭力防制兼併，更以極低的稅率，扁平的向全國徵收。而且小民收入淺薄，也不能供應法庭審判的費用，於是民法長期間沒有進展，政府則提倡各人自我約束和對人謙讓。在行政方面說也就是不注意真切，不講究效率。好在這些個人的美德，出自儒家經典，也為官僚集團成員所誦悉，因此以道德代替法律，也有長時間歷史的根據。縱算理想與事實不符，只要全體官員將這些原則當作口頭禪，著重其內部之淳樸雷同，也仍可以儲存這官僚集團的完整。

可是北宋開國以來，其朝代本身的特徵，已經和上述的情況發生距離。第一，趙宋王朝之為一個朝代國家，在中國歷史時最富於競爭性，因此其行政效率非常重要。第二，其收入以銀絹和緡錢作基礎，也就是其經理倚賴於民間經濟比較前進而靈活的部門，而把人力及食糧當作次要。第三，其稅收底帳根據五代十國間的數目字，比一般的將稅率提高，同時政府大規模開礦鑄錢，更使其數目字無法固定，也違反上述簡單均一的原則。

綜合過些條件，我們也可以說中國在公元十一世紀已經在某些方面感受需要現代化的壓力。前面已經說過，宋太宗趙光義時代軍用雨衣和帳篷已經有&ldo;好幾萬段&rdo;在庫房裡黴爛。《宋史》食貨志又提出神宗趙頊時內殿庫房所積絹三十二庫都已積滿，更再積羨贏為二十庫。如此龐大的物資，實在有以用商業方式管理處置之必要。最低限度也要讓它和民間的市場交流。而民間商業的組織也可以藉此發展成熟，因之能對政府的財政經理和軍需工業作第二線和第三線的支援。西歐各國和日本的現代化，也都經過如此的階段。那麼王安石豈不是獨具隻眼，可以把中國歷史一口氣提前一千年，為甚麼他事實上會遇到這麼多的阻折？

在答覆這問題之前，我們先要知道所謂現代化，以商業的方式管理，或者說是推行金融經濟，在數目字上管理，都先要具備若干基本條件。簡言之，則是先要承認私人財產權之堅定性，如此其下層機構內才有能確切加減乘除的公數。這說來容易，可是實行起來等於推行一種新的宗教思想，因為所牽涉的不僅是千萬人的生活，而是他們生活的宗旨。以西歐言，則經過宗教革命、政教分離才能達到目的。次之私人財產之享用轉讓，也要脫離專制皇權和宗法社會的限制與壟斷，不僅司法要獨立，而且民法也要徹底展開，諸凡婚姻、遺傳、負債、簽定合同的信用宣告破產的程式都要有合理的處置，不僅法律條文具在，而且與民間生活習慣也不發生軒輊。北宋期間中書管民，樞密管兵，三司主財，所有重要的數字已經不能對照，而下面則是億萬不識字的農民，社會上又普遍缺乏中層機構，所以我們也用不著追問他荊國公王安石介甫是否貞忠謀國，已先可斷言他的籌劃不合實際了。

仔細參考《宋史》裡的敘述，我們也可以窺見新法失敗的情形。譬如&ldo;方田法&rdo;以東、西、南、北各一千步為一方，內按土地肥瘠分五等抽稅。可是即在畿國的開封府，其測量就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