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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長時間遠距離的觀點看來，則是中國的政治中心由長安東移，其國防重點也同時東移，以後不僅契丹之遼，而且女真之金、滿州之清都發源於東北，即蒙古部落發跡的克魯倫河也仍是正北偏東。這中間的一段沒有被人注意的發展則是當日河東地區的沙陀勢力雖有分化作用，可是經過五代十國的階段，已漸為次要，以後北宋之徵北漢，並不費力。而側面的契丹問題，則又成為主要。同時宋朝對付這種問題，開始採取一種競爭性的體制。敵方既已成為一個死對頭，則不能再以蠻夷戎狄的名義一味輕視，這種態度為漢唐之大帝國之所無，也不是茲後明清兩朝所能承襲。

按其實則一個國家和一社會採取軍事體制，即已經不期而然的採取了競爭性的態度。中國之如此，也不始自北宋，也不始自五代，而是在唐末藩鎮跋扈的時候，已具其端倪。當時各節度使，割地自守，都在他們掌管的城市裡，創設&ldo;牙軍&rdo;。牙軍原系衙內之軍，不過是節度使的隨身衛隊。便是一經各藩鎮提倡變成掌管者的親軍，如田承嗣在魏博時，&ldo;重加稅率，修繕兵甲，計戶口之眾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壯從徵役，故數年之間，其眾十萬，仍選其魁偉強力者萬人。以自衛，謂之衙兵&rdo;。

其他各地不一定能進展到這程度，但是牙軍，成為優秀部隊，有特殊的餉項給養。內中的將校，又成為節度使的&ldo;假子&rdo;和&ldo;養子&rdo;，不僅職位世襲，而且隊伍一擴充時，他們就升任高階指揮官。其他的&ldo;外軍&rdo;和&ldo;團練&rdo;，則作為第二線和第三線的軍備。這樣造成一個全國皆兵的姿態。藩鎮的軍事力量也由所在之鎮輻射而達於全道，要不是完全代替了州縣的文官組織，至少也構成一種平行的機構，幹預或獨斷民政。

這些藩鎮內的節度使對於&ldo;長史屬官任情補署&rdo;，則其經理稅收，已無一定的法則。不過照現存的史料看來，他們並沒有全部創設制度，而是按&ldo;兩稅&rdo;的原則大規模的擴充修正。田賦則一般的提高，房屋也有地產稅，鹽樊專利懲罰嚴峻，酒醋官賣，及於曲櫱，貨物的進出則在各地設有轉口稅，通常由軍人掌握，即所謂&ldo;部曲主場院&rdo;。唐制節度使和副使各有判官之外，各道另有&ldo;軍事判官&rdo;，這時候各牙軍也有&ldo;押牙&rdo;，掌管經理與後勤。這些人員於是利用軍事組織，造成財政稅收的系統。五代時承襲這種體制，一般將稅收增加到最高限度，為傳統中國歷史所無，經過趙翼在《廿二史札記》裡指出，也見於各地方誌的記載（有如1566年的徽州府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只是因為藩鎮官員一般世襲，他們與所割據的地方，有同的利害關係，他們也能夠窺測到財源的所在，雙能負責作主，不致因徵斂而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為官僚制度一切由中央遙制只顧系統之完整，漠視各處實情之所不及。

五代對這種軍事財政體制，一方面給予承認，一方面也在逐漸加強中央的管制。唐朝的中葉以後，常備兵以名稱作番號，有如&ldo;威武軍&rdo;、&ldo;長興軍&rdo;。五代時因襲這種辦法，節度使所管轄者為軍，也各有指定的防區。於是全國構成幾十個軍管區。《五代會要》列舉三十六個州改隸於各軍節度使的經過，證實其整個組織，實系一個龐大的軍政府。而樞密使的設定，則表示著中央集權的趨向。樞密使原為小官，在唐朝以宦官典禁軍的時代設定。五代時樞密使則顯然的成為一個直接報告於皇帝的軍政部長，不受宰相的統御。與之相對的則是三司使。&ldo;三司&rdo;為鹽鐵、戶部和度支。一般說來鹽鐵所管為新型商業收入，戶部則掌握傳統的農業收入，度支則管轄交通和物品的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