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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這種議論，其要旨也非提倡大漢&ldo;沙文主義&rdo;。國家主義種族主義和沙文主義之成為一種堅定和普及的信仰，是現代社會的現象。英法的百年戰爭初起時，純系一種朝代國家間的衝突，直到戰事末期，民族國家的情緒才開始抬頭；德意兩國則遲至十九世紀才成為現代的國家。中國人之不重視國家主義更是由來有素。《孟子》一書中提到舜是&ldo;東夷之人&rdo;，文王是&ldo;西夷之人&rdo;，為參加科舉考試的學者所必讀。傳統的作史者有如《魏書》的執筆者，更指出&ldo;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處分荒服。&rdo;也就是利用一種傳奇式的根據，去強調中外一家，間接支援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之合理與合法。而《魏書》也是廿四史之一。

在這種傳統之下，今日中國之所謂漢人，本身已是一種歷史上的混成體，除了與少數民族對比，能夠借著他們的特殊性格而顯示其不同外，不能說是自始至終即已保持其血緣上的獨特性。也等於今日之英國人為最先拓殖之土著與義大利人、丹麥人、德國人、法國人的混血民族。

而且中國過去一千年的歷史中最重要的一段發展，則是漢多數民族與其他少數民族在華北長期的武裝衝突。這種衝突並非等閒，對很多人講這不僅是生死存亡之所繫，也是成仁取義與放棄節操的分歧點，其中也產生了文天祥和史可法等等可歌可泣的事跡。他們的奮鬥，絕非由於一時感情衝動，不容後人一筆勾消。只是站在今日的立場，我們卻不能完全保持過去多數民族的觀點，抹殺小數民族對中國歷史的影響（迄今哈爾濱還有一個中國民族史學會和中國遼金契丹女真研究會）。這原因很簡單，中國境內各民族普遍的通婚由來以久，即本文作者及絕大多數讀者也無從有把握的證實自己在血緣上講，其為漢人實系公元二世紀以前之漢，或稱唐人為九世紀以前之唐。其為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混成的繼承人，則難於辯駁。

根據以上的立場，我們認為中國國家主義的思想，確定於鴉片戰爭之後。直到外強不把中國當作一個國家看待，中國人才感覺到有組織一個現代國家的必要。我們寫歷史，也要基於這種著想。

這篇文字開始所說及的長期中歷史的合理性，則在農業社會與遊牧社會的衝突的時候，初期遊牧民族容易佔優勢，大概由於他們的部落組織與軍事動員接近。可是他們戰勝多數民族之後，就容易被漢人同化。因為他們不能以一個流動的組織，去經常管制一個固定的社會。所以契丹之遼與女真之金，每一克服中國的國都之後即掠取圖籍、曆象、石經、銅人、明堂刻漏、太常樂譜、法物鎧仗以及宮嬪宦官北去，也就是存心模仿以頒布曆日統籌農業生產，以各種儀禮維持官僚集團的體系，以宮廷的富麗繁華去支援一種都市文化。也就是有意與無意之中自動&ldo;漢化&rdo;。同時在同一面積之下，農業的精密工作能支援大量的人口，非遊牧的生產方式可比。今日黑龍江有三十四個少數民族，其人口總數卻只有一百二十五萬，也是由於這種自然趨勢的發展之所至。

本書以時間上的連續進展為線索，提到北宋，迎頭就有&ldo;澶淵之盟&rdo;的一個題目。我寫的既為&ldo;大歷史&rdo;，而刻下截前斷後的局勢既已明朗，又何必提出一般讀者很少聽見的一個名辭？在這裡我也要指出：以長時間遠距離的姿態重新檢討歷史，並不是完全忽視歷史中的細微末節。有時這些細微末節間的層次與程式，可以影響到以後的發展至大，不過要經過細密的選擇與斟酌。蔣復璁曾說及宋遼澶淵之盟&ldo;影響了中國思想界及中國整個歷史&rdo;。我們這一代在抗戰前後受教育，當日國運如絲最怕中途退讓，有&ldo;言和即是漢奸&rdo;的說法，對於歷史上的和談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