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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上的問題，有謂&ldo;時方時止&rdo;，縣內有山林，即無從著手。&ldo;免役錢&rdo;令百姓一體出錢，以代替&ldo;衙前&rdo;等向民間徵發的義務差役，可是鄉民無錢，也等於在農村推行金融經濟，而此時金融在城市裡反不能展開。&ldo;市易法&rdo;不能集中於批發業務，以致執行者自己成為零售商，到街上去賣果賣冰，甚至&ldo;賣梳樸即梳樸貴，賣脂麻則脂麻貴&rdo;，為神宗親譴責。&ldo;青苗錢&rdo;以常平糴本一千四百萬作本錢，等於農村貸款，春散秋斂，收息二分。但是無銀行主持，缺乏法庭處理貸款的權利義務。有些縣官就將整數交給若干農民，也不問他們願借與否，只責成他們彼此保證，秋後一體帶利歸還。甚至在執行時，若干縣份被指摘並未貸款而向農民一體索息。以上各種措施都有廣泛的利用金錢的趨勢，但是以集體負責的方式主持，實際上也是和前述各法作對。

說到這裡我們也可以再索問：新法既然如此缺乏成效，為什麼王安石這一&ldo;問題&rdo;會在三個皇帝兩個太皇太后之間醞釀得這麼久？原始的資料不能供給解答。我們只能據理猜想：當時人沒有我們眼光之縱深，卻也沒有我們這種宿命論的看法，會認為當日新法必不行。十一世紀環境的壓力，已經逼著他們找出路。同時新法中有些專案，要是根據各地特殊情形有選擇的區域性施行，也並不是完全虛枉。王安石的傳記裡說他在見神宗前，曾為鄞縣（寧波）縣令，就曾試得過青苗錢，最低限度在短期間內確有效果。如此可能引起熱心的皇帝相信反改革派必是有意從中作梗。並且每次朝廷改變宗旨，也確是權臣擴張勢力扶植私人的機會。可是我們仍不當忘記，在中國官僚主義的體系內，政府區域性的經商，通常沒有好結果的。王莽、桑弘羊、韋堅和劉晏已是一串好例子。在思想上和行動上兩方面的距離都相去過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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