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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施以*，對那些敢於反抗革命的地主富農驅逐家門，分其家產，就地正法，而農會在執行上級政策的過程中，由於理解的偏差，工作也出現許多失誤。只要上級分下*的任務，農會就會無條件的執行，所以，一切權力歸農會，農會在農村中起著主導的作用，凡是對新生的政權不滿意，對新生的事物有抵抗情緒者，格殺勿論，目的只有一個，就是鞏固新生的無產階級政權，作為新生政權的代表就有著生殺予奪的權力，那時候，上級往往對*舊勢力和反革命往下級分任務。為了完成任務農會一開會，一研究第二天就可以把物件押赴刑場，有的被砍頭有的被亂棍打死，這一招也真靈。雖然當時也有不夠死刑的被處死，但被*的用老百姓的觀點看，一般情況下沒有好人，同時也起到鞏固政權的作用，這是老年講的真正故事，後來，全國政權鞏固後，農會已完成了歷史任務，農村先後建立了初級社、高階社、集體農莊，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它就是農村中的一級政府。這時的農村的第一級政府決定著農村的命運。這時，一切行動聽指揮是這個時候的特徵，農村的幹部是一切事物的主宰，生活資料的分配，農活的分工，婚喪嫁娶，鄰里糾紛，打架鬥毆，離婚調解，都由農村的村一級政府負責，人們離開村一級政府寸步難行，幹活由村幹部分配，吃糧由村幹部分配，出門向村幹部請假，並由村政府出具證明介紹信，犯了紀律向村政府寫檢討，犯了錯誤，由村幹部處理，尤其是犯了村規民約的人，村幹部可以派民兵將其捆綁起來進行遊街批判，抽打，關禁閉，至於死了人命，也不會被追究，那是“犯人”根本沒有申辯的權利。到了一九八二年，國家解除禁錮之後，為了維護公民的人身權力，出臺了村民自治法，村民有了一定的自由和權力，村一級政府也變成了鬆散型的村民自治，村會會的人選由村民自由選舉，不再由上級指派和任命，可是過慣了幾十年習慣的人們也有些擔心害怕，擔心農村會出亂子，擔心農村出現無政府狀態。當時也有一定的道理，作為縣鄉兩級政府也恐懼農村的失控，一直不把村民自治法貫徹執行，直到*年，實施村民自治要強力推進，可是農村也出現了一些怪現象，剛剛衝出牢籠的農民有了反抗精神，同時也出現一些混亂現象，有些農民該履行的義務也不在履行，有的農民到各級反映情況，並要求村民自治，當一些農民組織起來到鄉鎮和縣裡討說法時，要求自己選出自己的心目中的村長，並要求上級解釋村民自治的概念，縣鄉兩級的領導為了穩定農村的局面，向村民介紹說：“村民自治的條件更嚴，以前村民組織是一級政府，和上層政府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當然要服從，現在是指導關係，農村的工作由鄉鎮政府指導，這指導比領導更具有法律性，以前是領導關係，是領著大夥，領著下級幹，現在是指導關係，不用領著幹，而是指著下級幹，只要上級用手一指，不用發話，你就得去幹。要琢磨著上級政府的心思去幹，也不用上級指手畫腳了，讓你們的村民揣摩著上級的心思去幹，這就是領導與指導的區別。正是這樣的解釋，村居自治推遲到二十一世紀才得以真正落實，農民才真正實施了自己的願望，選出了自己心目中的村幹部。

多少年後，我想到，那些靠愚民政策忽悠人民，得以求得社會安定的做法，雖然暫時迴避了社會矛盾，但終不能阻擋時代的潮流，要想真正安撫百姓，還要設身處地的為老百姓著想，還人民權力和自由，那些過慣了發號施令的權貴們，想長久的愚弄人民只能是暫時的，最後還要還政於民，我為那些愚弄人民的行為感到可笑，又為人民獲得自由權力的艱難而感到痛心，但願為官者把領導與指導的概念向人民解釋清楚，免得人民在新的概念下再一次產生新的恐懼，幸虧新一代的公民有了文化，也不會輕易受為官者的糊弄和忽悠，讓他們獲得真正的權力和自由。

（39）絲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