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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天，至少是一個新鮮的、常人不可選擇的觀察角度，並且是一種獨特的方式，而所有這一切，都將會向我們提供另一番觀察的滋味與另樣的結果。

什麼叫文學？

文學就是一種用來書寫個人經驗的形式。

從這個意義上講，只要那個作家在創作時尊重了自己的個人經驗、是以個人的感受為原則的，那麼他在實質上就不能不是坐井觀天的。

“每個人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之下，會得到不同的經驗。”這幾乎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許多年前，一個打工的女孩經常來北大聽我的講座，她告訴我，她小時候在冬天的晚上最喜歡做的一件事是：幫家裡洗碗。我覺得這太奇怪了。洗碗是我們很多人最不願意做的一件事，所以才發明了洗碗機嘛。她解釋道，小時候家裡很窮，窮到連幾分錢一盒的蛤蜊油都買不起，於是，她想透過洗碗在乾燥的手背上找到一點點油膩的感覺。我敢斷言，這種經驗是她個人所獨有的。

我們沒有理由不在意我們自身的經驗。我們應當將自己的作品建立在自己的經驗的基礎上。經驗是無法丟失的前提。

《紅瓦》剛出來的時候，一位批評家指出，他沒有想到我會這樣寫“文化大革命”。因為在此之前，作家一涉及“文化大革命”，都在寫集體性的記憶：戴帽子游街的“文革”、批鬥的“文革”、蹲牛棚的“文革”。但其實，不同人的“文革”是不一樣的。《紅瓦》的背景是“文革”，但絕不是現在一般作品中所記憶的集體性的“文革”。那時，我才十一歲，剛上中學。我的父親把我交給一個女語文老師。她領著我們一群孩子過長江到上海去串聯，路途要經過蘇北小城南通。當時，我的感覺是：整個世界淪陷坍塌了，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了南通。因為人流滾滾，我們小孩子經常被擠丟。老師很著急，用張藝謀的電影來講，“一個都不能少”。她經常是找到一個孩子，另一個孩子又沒了，非常緊張。於是，她在街頭給我們每個小孩買了一個玩具。那是一種用塑膠做的鳥，灌上水，鳥尾巴上有一小眼，嘴對著小眼一吹，水就在裡面跳動，會發出一種歡鳴的聲音。她告訴我們，如果誰掉隊了，就站著別動，吹水鳥，她就會循著聲音找誰。這樣的效果很好。當時，男孩女孩全拿著一隻水鳥一路走在南通小城，那真是南通小城的一道風景線。

後來，我們這個串聯小分隊得到了一張集體船票，準備坐東方紅一號到上海。碼頭上人山人海，非常混亂。老師知道把一個隊伍完整保持到船上，根本不可能。於是，她讓大家上船以後在大煙囪下集合。隊伍嘩的一聲散掉了，大家各奔東西。我開始拼命吹水鳥，但是沒有一個人呼應我。我很焦急。吹了很久，遠處終於有一個人呼應我，我當時的心情不知道有多麼激動，就像一個地下黨員跟組織接頭、接了好久沒接上、現在終於接上了。然後，我吹一個長聲，他就吹一個長聲；我吹一個短聲，他就吹一個短聲；我吹一長一短，他也吹一長一短——像兩隻小鳥在一起合鳴。

後來，我上了船，到了大煙囪下，卻發現沒有我的老師和同學。隨著一聲汽笛長鳴，東方紅一號緩緩離開江岸，向江心開去。我到處找大家，不停吹水鳥，吹得嘴唇都麻木了。最後回到大煙囪下，依然沒有一個人。這時，我知道了，今天上了船的就只有我一個人。一個十一歲的只去過縣城兩三次的小男孩，在秋天的黃昏，一個人在長江之上，會是一番什麼樣的心情？當然，他是非常悲哀的。我印象很深，我當時趴在欄杆上哭，不是那種悲憤的號啕大哭，好像哭聲中還帶著一種甜絲絲的感覺。看著眼淚隨著風兒飄忽搖擺，我覺得很好玩，就再哭；哭累了，就在大煙囪下睡著了。睡到深夜，模模糊糊的不知道什麼時候醒來了，就拿起水鳥接著吹。這時，隱隱約約覺得一個蒼茫的地方有人用水鳥呼應我。我懷疑這是幻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