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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ldo;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谷,《王制》:&l;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r;;《管子&iddot;區言》以積穀為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惟在谷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建安中,天下倉稟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為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四海為家,故《傳》曰:&l;百姓不足,君誰與足&r;!富足之由,在於不失農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臣愚以為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為務,於國計為便&rdo;。
司馬芝以上奏疏透露的情況,對於瞭解曹魏屯田由盛而衰的演變歷程,至關緊要。操時是民屯興旺時期,是時典農官專以農桑為務,生產情況自然較好。可是操死後,曹丕稱帝以來,典農官受當時政治、社會風氣的影響,不安心於農業生產,而紛紛經商求富。《三國志》卷4《高貴鄉公傳》注引《世語》言魏明帝&ldo;青龍中,石苞鬻鐵於長安&rdo;;《晉書》卷33《石苞傳》又言石苞曾&ldo;販鐵於鄴市&rdo;,就是典農官令部下販物治生的證據。典農官既心在發財,故抽調屯田吏民去為他們經營商事,從而使留者給行者代事田計,怎能不妨害生產呢?另外,繼曹丕之後登位的曹叡,大建宮室、勞民傷財,也是破壞屯田事業的一大病害。
其時,外有吳、蜀大敵,內興百役,&ldo;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荐臻&rdo;,使得吏民皆怨,百姓失業。曹叡死後,在曹爽與司馬懿共執朝政的十年之中,曹爽一派趨於驕奢,何晏等&ldo;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邑以為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rdo;。他們把屯田土地佔為己有,直接威脅了屯田制的存在。司馬懿父子為了圖謀殺爽奪權,在上則籠絡朝臣武將,在下則陰養死士。司馬氏專政後,為了達到其篡魏成晉的目的,公開將屯田客帶租牛一併賞賜公卿以下官吏。《晉書》卷93《王恂傳》載:
魏氏給公卿以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為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郡,亦以匈奴胡人為田客,多者數千。
以上所云&ldo;魏氏&rdo;,實乃司馬氏所為,賜給公卿以下以租牛客戶,系司馬氏籠絡朝臣以遂其篡奪野心之一種手法。入晉之後,司馬炎更公開袒護侵佔官田的王公大臣。如尚書令裴秀、尚書山濤、中山王司馬睦及尚書僕射武陔等各侵佔官稻田,經司隸校尉李熹告發,司馬炎雖然表揚了李熹,但對裴秀、山濤等親信大臣並不追究問罪,只懲罰了一下為大臣們侵佔官田服務的騎都尉劉尚和立進縣令劉友,就算了事。
屯田民對於曹魏政府強制他們進行屯田的舉措,一開始就有所抵制。《三國志》卷11《袁渙傳》言:&ldo;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rdo;。經過袁渙向曹操進言,曹操始在一定程度上改強制為自願,情況因之有所扭轉。據《三國志》卷47《吳主傳》載:
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以上江淮間十餘萬戶民眾皆驚走吳事,《三國志》卷14《蔣濟傳》亦有同樣記述。事先,蔣濟曾勸操勿徙,其理由為:&ldo;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rdo;。可是,操不聽從,果然發生了民眾大舉逃吳事件。依我看來,江淮間百姓所以驚惶逃吳,主要原因還不是因為&ldo;懷土&rdo;,假若只是&ldo;懷土&rdo;,那末南逃和北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