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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論」裡的「天賦人權」者，天生吾民，與生俱生，不可剝奪之「人的權利」（huan right）也。毛公所說「我們這些人的權是天賦的嗎？」這個「權」則是毛氏和他的大小幹部所掌握的生殺與奪之「權力」（power）也。──分不清這個現代文明的基本觀念，而欲天下澄清，完成從帝制向民治的政治轉型，那就緣木求魚了。

但在這些基本教義的認知上，袁世凱有時反而較毛澤東更為虛心。對許多現代觀唸的詮釋，袁還不敢強不知以為知。他要靠他朝中一些博學鴻儒，什麼東西洋「兩顧問」，什麼「六君子」、「十三太保」等代為吹噓，加以解釋。「宰相要用讀書人」嘛。當續論之。

毛就不然了。他決定要做秦始皇，則宸綱獨斷，將相聖哲一身兼之，把六君子、十三太保等臭老九，也殺得精光。朋友，吾人啜茗獨坐，民國史一卷在手，褒貶之間，欲把袁、毛二公比較一番，則上述對待臭老九的態度，恐怕是他二人最大的區別了。

更有趣的是，筆者近月讀「袁世凱全傳」（侯宜傑著，一九九四年北京當代出版社出版）。全書凡四十四萬餘言，都五百六十餘頁之鉅著。全書每見大陸上新發現之史料，徵引詳博，足見功力。然一字不遺細讀之，則知作者筆法仍不脫「竊國」（陳伯達）、「盜國」（黃毅）之舊調。在比較傳記學上著力甚微。青燈獨坐，筆者戲以鉛筆，把百十條作者評袁之辭上「袁世凱」三字劃掉，改以「蔣介石」或「毛澤東」三字補入之，再重讀全文，竟發現也切貼入微，天衣無縫。啞然失笑之餘，也恍恍有悟──原來在近代中國「攻治轉型史」中，我們的搞獨裁的民族領袖們，原是一母所生，有其「通性」。這在現代社會學上，便叫做「次文化」（subculture）了。──讀者士女，你我升斗小民，如果忽然黃梁一夢，做起了主席、總統或大元帥來，恐怕也要依樣畫葫蘆──這在近代中國政治轉型過程中也是一種「客觀實在」（且用個「辯證法」的名辭）。形勢比人強，任何人鑽入那個形勢，都逃不掉那種臉譜！歷史家如厚責於袁、蔣、毛三公，那就在「歷史學轉型」中開倒車，把現代歷史科學，又領回司馬溫公的「臣光曰」的老套路中去了。

沒有警察的警察國家

讀者如不憚煩，讓我隨手（真的是「隨手」一翻）抄一段侯宜傑教授評袁之辭。我把袁世凱三字用xxx代之。讀者可用袁、蔣、毛三公大名再補入而重讀之。自己再「臣光曰」一下，就知道了。原文如下：

在xxx的封建法西斯統治之下，人身自由毫無保障。在北京，有權逮捕人的機關有十餘處，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京畿軍政執法處、京師警察廳和北京警備司令部。偵探密佈，軍警四出，人人自危，稍一不慎，即罹逮捕殺頭的慘禍。在「二次革命」期間，xxx更是百倍千倍的兇狠，對反對者恣意殺戮，整個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暗無天日。議員伍漢持、徐秀鈞，工黨領袖徐企文皆被處以極刑。一般人慘遭殺害者不計其數。（見上引「袁世凱全傳」，頁三三六－三三七）

這一段極其精彩動人的有關獨裁者「次文化」的描述，對袁似稍嫌過分──非袁較蔣、毛仁慈也。是他的老特務東廠、錦衣衛、血滴子那一套，不夠現代化也（搞秘密警察也有其「轉型」的過程）。

這一段對蔣，尤其是對毛，則頗嫌不足。蓋蔣所搞的還是以德、義、俄、日為師的那種老式的「警察國家」（police state）;毛所搞的則是兼東西之長，已臻化境的「沒有警察的警察國家」（a police state without police）。這一老套路，我國自文武周公時代即已有之，所謂「使民戰慄」也。至始皇帝搞焚書、坑儒，偶語棄市，而登峰造極。其後漢唐酷吏亦間有發明。──毛公所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