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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說起來，宋朝有過一些儒將，然而像張亢這樣科舉正途出身的文官，真正投身軍伍，並帶兵出沒戰場者，卻並不多見。可比肩者不過有：上官正、景泰、劉平、郭諮等數人，但無疑以張亢事跡最為突出，堪稱儒將代表。就張亢從軍及仕宦經歷來看，卻令人感到宋朝對文臣從軍角色的期待，與漠視其前途和歸宿之間的矛盾，縱是具有良將之才，也概莫能外。

這就要追溯到宋朝開國以來的根子。唐末五代武夫悍將稱雄，兵變不已，宋太祖登基後，遂厲行收兵權。自宋太宗進一步鉗制武將以來，猜忌、防範將帥掌權，已成執政集團的共識。清人王船山指出：宋朝所忌者，&ldo;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寵之文士也&rdo;。這話當然不無偏激之處，文臣也非都貪生怕死。到了第三代的宋真宗朝，特別是第四代的宋仁宗朝，還逐步實施&ldo;以文馭武&rdo;的舉措，就是中央軍事決策歸文官大臣，前線作戰也由文臣指揮武將。這就對文官士大夫們賦予更大的責任，也形成了對文臣投身軍職的某種期許，肩負儒家治國理念和道德標準的文士統軍，應當更符合宋朝的長遠利益。宋仁宗朝與西夏大規模戰爭爆發後，由於武臣的精神和素質狀態普遍欠佳，將帥乏人，這種要求就更顯得緊迫。於是，宋廷鼓勵文臣轉換武官，可是因為長期文尊武卑氛圍的影響，收效不顯，主動響應者寥寥。

張亢滿懷&ldo;功名自在馬上取&rdo;的志向投軍，不曾想卻置身於矛盾複雜的環境之中。先是，從軍久了其身份便與武夫無異，遭到文臣輕視，似乎已是非我族類。其率直的性情，也往往成為譏諷的把柄。有一事可以說明：軍卒出身的楊景宗因有外戚背景，官至觀察使了，仍橫暴無賴，動輒揮棒打人，綽號&ldo;楊骨槌&rdo;。一天，楊景宗對張亢老兄張奎說：你老弟十分可愛，只是性子粗疏。張奎聽罷怏怏不悅，回家後就指責乃弟：你本是士人，服膺名教，不知幹了何等事，竟讓楊骨槌那般俗人也嫌你粗疏。此外，作為前線將帥竟不能享有足夠的自主權，處處受到各種條規的牽制約束，不僅&ldo;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rdo;的古訓無人理睬，甚至一些文官大臣還能隨意打擊報復。看起來，朝廷雖有用儒將統軍的深刻用心，但缺乏有力保障舉措，以至於一些官員拘泥常規條令，致使借重儒將的深意流於形式。

無獨有偶，到了第五代的宋英宗朝年月，又發生了類似之事。與張亢出身差不多的涇原路副都總管（因避英宗名諱，都部署改名都總管）劉幾，在某次軍事行動中，遭到渭州代理知州陳述古的無理打擊。事後雙方都向上面告狀，有人遂告發劉幾濫用公使錢。朝廷又是下詔審問劉幾，並令他到長安接受處罰。御史中丞賈黯頗為清醒，聯想到以往張亢的不幸，於是對這一處置做法提出異議：國家任用將帥，當責以御邊成效，不應以細小過失隨意苛責，當年對待張亢等人已何其失策，如今還要重蹈如此覆轍嗎？宋英宗算是採納賈黯的意見，赦免了劉幾，但仍將其調離本地。由此可見，張亢的遭遇還在延續，固然有范仲淹、賈黯等人能體會任用儒將的用意，並理解儒將在前線的處境，然而其呼聲畢竟還是太弱，無法改變大多數文官由歧視武臣到漠視儒將的現實。

宋廷終於陷入不能自拔的怪圈，既不能信任武夫悍將，放手其指揮用兵，而對於文臣出身的儒將，竟同樣無法信賴，最終也不能給予晉身坦途。張亢固然歸宿可悲，其實前後又有誰人因此顯達？這就不能不引起後世的懷疑：宋朝是否真心重用儒將，又是否真正需要儒將？簡單地回答自然是困難的。宋朝這種自相矛盾的做法，看似與當政者的初衷背離，其實關鍵依然在於內斂型執政集團對兵權的過分控制，當然也與保守政治下官僚主流意識中的墨守成規有關。歲月流轉，南宋時邊防更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