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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布更清楚這個國家機體上經常發作的癌症的根源是官本位，而官本位的根源是垂直任命制，當每個官員都只需要向上司負責的時候，買官賣官、貪汙腐化、道德淪喪是不可避免的。

中央集權和垂直任命制導致官設得太多，機構多、攤子大，官員多、人滿為患。首先是上面的機構太過臃腫，然後又搞什麼對口設定機構。中央有什麼機構，省、縣就有什麼機構，甚至到鄉、鎮都是上下一般粗，最後導致七站八所，從建國初的七八人，六十年後，一個鄉、鎮官僚達到兩三百餘人，都是體制帶來的弊端。有的市副秘書長就多大十多個。助理達到十幾個，吃飯財政增加官民比。極大地增加了老百姓的負擔。

幾千年來，都是少數人在少數人的圈子裡選幹部，由於是上邊給下邊發烏紗帽，造成在官員選擇導向上的失誤，讓官員只對上負責，而不對下負責。誰給發的烏紗帽就對誰負責；過度追求短期行為，而沒有長遠打算；以政績論英難，很多官員都形式主義，做秀而不做事，形成政績工程。取悅領導，等著提拔，對民生工程不重視，造成一屆政績幾屆包袱。

在權力設定上沒有實行分權和制衡機制，而是過於集中，少數人說了算和個人說了算，導致官員追求個人既得利益，著重管制審批，輕視公共服務和民生工程，嚴重惡化了經濟發展環境，是經濟發展不快的一個主要體制性原因。

任命官員後，下一步就是管制和監管問題。而官本位制度導致管官的機制太虛，重授權而輕監督，重集權而輕分權，最後導致虛監督和軟監督，只有體制內的監督，而沒有體制外的監督，缺少其它政治團體和民眾的監督，新聞監督也有諸多禁區，這種體制內的監督導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問題難以根治，原因就在於此。

呂布以為，內部的反腐固然要設，當要配合著外部的反腐，內部的反腐才不至於成為某些權貴進行權力鬥爭的工具，必須要引入外部監督，發動所有的基層民眾去盯著那些官員，監督他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讓權力執行在陽光之下，才能徹底杜絕貪腐。

朱元璋設定了都察院督察御史、巡按御史、六科給事中，還搞出錦衣衛來秘密監察官僚，結果如何，還不是越反越貪，前赴後繼，實際上，究其效力來說，內部反腐是笑話，外部反腐是無奈。

呂布這三年來致力於推行全民教育，雖然因為地方官吏的貪腐，使得部分窮苦孩子暫時沒有進入小學堂和中學堂，但大部分百姓都或多或少地接收到了文字教育，有很多寒庶出身的百姓都能夠讀懂大漢日報，特別是呂布這次反腐風暴吹過，吹醒了很多民眾怯懦的心懷，他們意識到當今朝廷反腐的決心是很強大的，有了這樣的民意，呂布便有了外部監督來反腐的信心。

呂布提議，在州、郡、縣、鄉各級設立議政院來監督各級官吏的權力執行，議政院裡面成員為議政員。議政員由自耕農、商人、工匠、教師、學生、軍人等成分組成，因為議政員是監督官吏的，所以議政員都不能由官宦家庭裡面產生，任何試圖操縱議政院的官宦家庭都會遭到滅頂之禍，呂布最後這一點明明白白地講出來，針對的是那些現在已經是或妄圖建立世家的官宦家庭。

說起地方議政院，須得說下現在的地方行政編制。

從光熹三年（191年），大漢的基層組織便逐漸改為，五戶為一甲，五甲為一保，十保為一亭，十亭為一鄉，十鄉為一縣，十縣為一郡，十郡為一州。此時一戶人家平均是六口人，一對老人、一對夫妻、兩個子女，一甲便是三十人，一保便是一百五十人，一亭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