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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氏得天下後，已無穩定的、進步的核心文化價值觀來維繫自己的道統，皇帝只能以暴力威懾和利益誘惑來取得皇族宗室、世家大族以及士林精英的認可和支援。但這種類似“分贓體制”的政治架構是很脆弱的。晉朝建立不久，就有“八王之亂”，一直到東晉南渡，豪門和大軍閥造反從來沒有間斷。

在“勝王敗寇”這種功利性極強的價值觀主導下，道統不存，社會精英的精神世界集體淪落，及時行樂、得過且過幾乎成了皇帝、重臣和士林精英的共同選擇，因為明天是充滿變數、風險極大的。今天的奢靡是一種麻醉，他們的人生已經找不到更為高尚的追求了。官拜太尉的何增“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其子何劭官至司徒，“而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玩。新故巨積。”石崇與貴戚王愷、羊琇鬥富的故事更是為後世人所熟知。石崇最後被殺時，感嘆因為財惹禍，有人看中了他們家的財富。數百年後，晚唐詩人杜牧在石崇縱酒享樂的金谷園遺址上感嘆：“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墜樓人。”

從兩晉到南朝的宋、齊、良、陳，君主喪其國，奢靡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因為這一階段的朝代更替幾乎都是權臣篡位，篡位的權臣同樣社會奢靡。

呂布繼續提倡忠孝等儒家之道，不過他重新定義忠孝仁義，忠誠是要對國家和代表國家的皇帝無條件忠誠，但對於上司要有限地忠誠，上司如果也忠於國家忠於皇帝勤政愛民清廉如水，那麼他是值得忠誠的，但如果上司本身不忠於國家、不忠於皇帝、不勤政不清廉，他是不值得忠誠的，孝、仁、義都是如此。呂布在《大中華憲章》確立了君權神授，確立了皇帝乃是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人，是國家的象徵，是所有民眾的象徵，忠於皇帝，也就是忠於國家，就是忠於人民。

呂布給整個華夏國灌輸了一個新的價值觀，促使中華民族成熟的價值觀，讓中華民族五千萬民眾睜開眼睛看世界，看世界如此遼闊，沒有必要為了眼下的土地、利益而拼得你死我活，完全可以到更廣闊的領土開拓生機，停止內耗，一律對外擴張，對外擴張、爭霸整個世界，在呂布未來幾十年的統治裡，必將成為大中華帝國的最強音，滲透到每個漢人的血脈裡。

大中華帝國的發展不再依賴於剝削勞苦大眾，不再依賴挖掘本地資源，而是靠不斷開拓疆土，開發異域疆土，因為呂布近乎神的存在，中華帝國所有民眾都知道天下不只有中華一塊寶地，高麗半島有金子，漠北雪原有煤炭有石油，西域有石油，倭國有白銀，東南半島能種植橡膠，一切原本看似蠻夷之地寸草不生的地方，都被呂布描述成了遍地黃金的寶地，呂布並沒有騙他們，一開始就遵照呂布的旨意到那裡地方發掘到資源的人們頃刻間就成了富翁，後來者當然只能分得殘羹剩炙，不過中原腹地地多人少，分在每個人頭上的資源非常有限，一旦漢人前往周圍地廣人稀的蠻夷之地，不用說地下的資源，只說土地，已經足以讓很多漢人喜出望外。

呂布之前在冀州的時候，回想過當時他所統治地區能夠開墾出來的土地，山西能開墾出六千萬畝，河北能開墾出九千萬畝，天津能開墾出一千萬畝。各自去掉兩成作為草場和樹林來保持綠化，也有一億三千萬畝，一戶人家耕種四十畝，可供三百五十萬戶，即可容納一千三百萬人。

那是十年前的統計，而在這十年間。呂布加強了對農業技術研發的投入，韓浩、常林、石韜、棗祗、任峻等農學家，鄭渾、馬均、劉曄、諸葛亮等發明家，都在為提高糧食畝產量，從種子、耕種方法、水利灌溉等各個方面不斷改良，甚至於張讓這個死太監也改良了他發明的水翻車，呂布對後世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只懂皮毛，但這點皮毛卻帶給韓浩、常林等人巨大的啟發，他們以及中央大學堂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