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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秦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rdo;。

第五，虛心納諫，如《三國志》卷39《董和傳》載：

亮後為丞相，教與群下曰：&ldo;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復，曠闕損矣。違復而得中，猶棄弊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rdo;。又曰：&ldo;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rdo;。

諸葛亮諸如以上的品質作風，無疑在政治上產生了極其良好的作用和影響。

蜀漢的政治，在諸葛亮的統治下，不但較劉璋時代大有起色，就是與同時的魏、吳兩國相比較，也要好一些。正因為如此，所以吳臣張溫使蜀回去以後，曾讚美蜀政，以致引起了孫權的忌恨。當時魏國有才智的大臣劉曄、賈詡也說諸葛亮善治國。陳壽在《亮傳》反覆稱頌諸葛亮治蜀的政績，說得好似盡善盡妥，而陳壽對魏、吳兩國的統治者則未有若此稱述。諸葛亮死後，蜀漢的人民思念他，幾十年不曾稍減，陳壽、袁準都說如西周人民之思念召公，可見諸葛亮之受人歌頌，在當時已經達到如是高度，若不是亮的政治措施能夠符合人們的某些願望和利益，豈能如此？至於諸葛亮在經濟方面，也有很多重要成績，此將在論述蜀國經濟時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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