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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心即理出發，陸九淵認為學問應該&ldo;立大&rdo;、&ldo;求本&rdo;，而方法應該&ldo;簡易&rdo;、&ldo;直捷&rdo;，也就是&ldo;切己自反&rdo;，&ldo;發明本心&rdo;，即所謂&ldo;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rdo;。在道德修養上，他雖也主張&ldo;存心去欲&rdo;，但對朱熹格物窮理說頗不以為然，而強調&ldo;尊德性&rdo;，即只鬚髮明人心的固有良知。他因張揚&ldo;心即理&rdo;，故其學也稱&ldo;心學&rdo;。他提出的&ldo;良知&rdo;命題，開其後王守仁陰陽心學之先河。

當時還有一個學者叫呂祖謙，見朱陸兩家各執一詞，就邀請兩派舉行一次辯論。與會者還有陸九淵之兄陸九齡和朱陸門人，會議主題是求知治學的根本方法，時間是在淳熙二年（1175年），地點是在信州（今江西上饒）鵝湖寺，後人就把這次學術討論會稱為鵝湖之會。

在會上，朱熹強調&ldo;道問學&rdo;與&ldo;即物窮理&rdo;，即&ldo;反觀博覽而後歸之約&rdo;。陸九淵則主張&ldo;尊德性&rdo;與&ldo;發明本心&rdo;，甚至以為&ldo;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rdo;。朱熹譏刺陸學過於簡易，陸九淵反諷朱學太為支離，並自負的吟詩道：&ldo;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rdo;，令朱熹很不受用，終於不歡而散。

不過，後來程朱理學定為官學正宗，而陸王心學則始終缺少那份榮耀。根本原因在於：程朱理學以先天的理駕馭人心，人心就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而心學過分強調心的主體作用，稍一失控，就會出格，滋生出思想叛徒，動亂精英。

在北宋五子開創理學的同時，還有司馬光為首的朔學（亦稱溫公學派）、蘇軾為首的蜀學和王安石的王學（亦稱荊公新學）。朔學多是腳踏實地的務實的學者，體現宋學的實用精神，這一側面為後來事功學派發揚光大。蜀學比較駁雜，老莊、佛禪與縱橫之學的成分都有一點。但總的說來，司馬光和蘇軾還是分別以史學家與文學家見知於後世的，他們的學術思想往往被人忽視。

荊公是王安石的封號，新學的基本著作有他自撰的《周禮義》和其子王雱所撰的《詩義》與《書義》，合稱《三經新義》，曾經頒行學校，作為取士標準；《字說》與《洪範傳》也是新學著作。《三經新義》一變漢儒章句訓詁之學，以義理解經，雖有牽強之處，卻也富有創新精神。連朱熹都不得不承認：&ldo;王氏《新經》盡有好處，蓋其平生心力，豈無見得著處？&rdo;

王安石雖然也討論&ldo;道&rdo;、&ldo;元氣&rdo;等命題，但強調&ldo;天道尚變&rdo;，以此作為變法革新的思想根據，並進而以為&ldo;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rdo;。荊公新學有經世致用的鮮明性質，這點對南宋事功學派也有所影響。但王學在南宋名聲不好，即便有學者受到這種影響，也諱莫如深。

當時與朱熹並稱為東南三先生的還有張栻與呂祖謙。張栻，字敬夫，號南軒，他是南宋宰相張浚之子，原籍漢州綿竹（今屬四川）人，後遷居湖南衡陽，其學世稱湖湘學派。在理學上，他強調&ldo;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rdo;，注意&ldo;涵養功夫&rdo;，但重在力行。在當時的義利之辨中，他明確反對功利，認為功利之說興，將使三綱五常&ldo;日以淪棄&rdo;。

張栻與朱熹在理學傳承上關係，恰如大小程，他活的不長，學術上沒能充分展開，傳人也不多，而朱熹則門生弟子遍天下，朱學的影響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