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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撰四種&ldo;細說&rdo;的作者，都能追攝前賢，深知要領。他們雖然不像黎先生那樣由講史而發為著述，但因為都在大學中教授中國歷史而又有深人研究，對黎先生已出各書多所心悟，所以在體例上自可接續。其中，《細說秦漢》，黎先生原有部分遺稿約11萬餘字，由黎夫人囑託先生高足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副教授陳文豪先生整理。因內容不齊，崔美明女士又約請中央黨校教授、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王子今先生補寫巧萬字左右，合成完整的(細說秦漢》一書。則其體例、風格，當可與黎先生相合。

《細說兩晉南北朝》，由原上海教育學院現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沈起煒教授撰著。沈教授著述豐碩，長年在教學第一線。聽過他講課的人，都為他熟諳史事、幽默風趣所折服。他追慕黎先生細說體裁，深得三昧。我拜讀過他寫的這部著作的校樣，覺得無論在文風上、論析上都堪稱一流。

《細說隋唐》，由上海大學趙劍敏副教授承擔。趙先生對&ldo;細說體&rdo;鑽研亦深，觀其《自序》即可概見。《細說宋朝》由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虞雲國教授撰寫。虞教授繫上海已故十大史學家之一程應謬教授的嫡傳弟子，治宋史逾20年，論著頗豐，心得良多。他把撰著此書視為研究宋史的階段性小結，並對宋史中不少相關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寓學術研究於深人淺出的敘述之中，正合&ldo;細說體&rdo;雅俗共賞的特點。

以上四種新撰&ldo;細說&rdo;，雖然整體上都承襲了黎先生開創的路徑，但因成於不同學者之手，在寫作風格上自難以一致，在各個斷代之間若干文化學術的承襲轉合和典章制度的上下通貫方面，也稍有疏忽之處，難能如獨立著書之一氣呵成。這些都屬眾手修史習見的缺憾，毋需苛求。若就&ldo;細說體&rdo;之特點、則例而言，新撰四種，俱能踵武黎公，與先出之五種，庶幾乎珠聯璧合。

(細說中國歷史叢書》是改革開放以來，上海人民出版社為適應社會不同層次對史學訴求而從事的系列出版計劃之一。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該社就約請著名歷史學家白壽彝先生主編多卷本《中國通史》，窮十餘年之功，集眾多學者之力，終於在l性淨)年出齊了這套迄今最完整的大型學術性通史著作，代表了當時中國通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五六十年代起，社內有識之士就有編輯出版&ldo;中國斷代史系列&rdo;的計劃，並付諸實施。90年代中期，又將自遠古至清代的中國歷史，按各個斷代，重版該社已經出過的有關專著，再約請有精深研究的專家學者分別撰著或缺的部分，以期配成一套高質量的斷代史學術著作。近些年來，已出版了王玉哲的《中華遠古史》，楊寬《西周史》、《戰國史》，林劍鳴《秦漢史》，王仲牽《魏晉南北朝史少、(隋唐五代史》等8種。另有胡厚宣等的《殷商史》、陳振《宋史》、湯綱《明史》等5種，正在撰寫或在修訂。有鑑於以上兩項都是適應專家、學者及高校師生教學研究之用，於是如年代後期，責編崔美明女士乃有為適應中等文化程度讀者之需要而編輯《細說中國歷史叢書》，普及歷史知識之計劃。

這套中國歷史通俗讀物的配齊出版，不僅使該社長期來為之努力的系統工程，在結構上更趨合理，而且為歷史知識普及化、通俗化，提供了可資參酌的路向。

歷史普及化，是一項提高民族文化素質，涵養愛國情操的大業。先哲有文脈中斷謂之亡天下之說。太炎先生稱：&ldo;夫讀史之效，在發揚祖德，鞏固國本，不讀史則不知前人創業之艱難，後人守成之不易，愛國之心，何由而起？&rdo;一個漠視自己歷史的國家是沒有前途的。加強對青少年的歷史教育，普及歷史知識，無論對培固國本，弘揚民族精神，接續中華文脈，都具有深遠